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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出路与新儒家唐君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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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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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唐君毅和西化论者都持有肯定的态度，那么在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则表现出他和西化论者大相径庭的思想理路。他反对西化论者在吸收西方文化之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西化论者的“以打倒中国文化之传统，作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价”的作法，是不能真正吸收西方文化精神，反而会将中国精神丧失殆尽。他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以功利的动机来鼓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自由，这完全忽视或否定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形上智慧所具有的精神价值。
在唐君毅看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基。也就是在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前提下，主张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来丰富补充中国文化缺失的文化重建方式。他主张采取“依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之精神，伸引吾固有文化中相同之绪，以全套而取之”的文化重建方式[14]。而如此的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的文化重建方式，在实质上是要“完成中国文化自身常有之发展，实现中国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15]。可见，唐君毅所述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并不是要以“自觉地求表现”的西方文化精神来取代“自觉地求实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也不是利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修修补补。他认为中国文化精神虽然表现一种主观的进路和客观性的匮乏，但中国文化精神就其大本大源而言，并没有什么不足，而是圆满自足的。出现中国文化的弱点，是出自历史的原因，是由于其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没有得以充分展现为具体，或者说是其所涵盖的内在精神发育缓慢而没到位。诚然，唐君毅实际上是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在本源上并不拒斥西方文化之客观精神的，甚至内含着西方文化精神，而西方文化的精神之价值则只不过表现为对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刺激而已。通过这一刺激，中国文化将自己所内在蕴含的以往没有展现的精神逐一地展现出来，从而使中国文化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唐君毅把这样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方式称之为“纳方于圆”。也就是说要以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来融摄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圆而神”和“方以智”是唐君毅用以表述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两个概念，“圆而神”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不偏执任何文化理想，而能会通其理想，即无执的精神。“方以智”，则代表西方文化的精神，即执著于理想和理智的精神。唐君毅的“纳方于圆”的文化接受方式，其实质表现了唐氏面对西方文化，既想采取接纳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文化精神，又试图避免由于西方的客观精神的影响而产生对物化的执著和心灵的异化之弊。可谓这种文化接受方式是唐氏作为新儒家的特有文化心态使然。这样的文化心态驱使他既要接受西方文化，又不能不超越特有的限阈，而这一局限性的超越则又要本着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的精神，才能得以圆满完成。这就初步形成了他的文化建构理路，这一文化建构的理路，就是唐君毅的“返本开新”的文化建构方式，它表明了“返本开新”的深层本质是“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纳方于圆”实际就是“返本开新”，即反求超越的本心以开出新文化的格局。 唐君毅还主张通过“返本开新”，未来中国的文化方可获得其新的面貌。他认为中国未来文化将呈现出作为人性人道的“人极”、作为天道的“天极”、作为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之人文世界的“皇极”并立发展，无一偏废的局面。在这个“人极”、“天极”、“皇极”并立的文化中，“圆而神”的精神完整地融摄了“方以智”精神，从而建立一个全面展开的“人文中国”。“人文中国”的建立，“就在我自己当前地位里，把天下国家的责任承担起来”。这就是唐氏所要展示的文化践履导向，他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文化理想就会得以实现，中国人文精神才得以重建和发展。
上述可见，唐君毅为使中国传统文化继续扎根立足和发扬光大，的确煞费苦心、精思睿识，也显示了唐君毅在当时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关系问题的可贵之处。也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具有辩证法的“扬弃”思想的。使以往儒家的中西文化观与科学的中西文化观的距离缩短了。然而，当我们再联系本文的第一部分内容，将不难窥探出唐君毅的中国文化的人文根本精神是他重构和振兴中国文化的大前提，他所谓的返本实质是回归到儒家道统的地位上，以大一统为常道，这是起支配决定作用的方面。以“道统”、“政统”为前提的开新，势必很难开出科学与民主，而又开出科学与民主之新，又不得不否定返本的必要性，这种开新却又是建筑在违背开新的标准的基础上的。返本与开新之间的矛盾使唐氏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因而，无论是他的“纳方于圆”之法也好，还是“返本开新”之理路也好，由于他存在着理性上向往未来、情感上却眷恋过去的矛盾情结，都脱离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根本精神这一“积淀”的干系，更冲不出他思想中固有的国粹主义倾向的樊篱。他的这些具有创建性的思想火花都受制于这个大前提，均不能不落中国的“道统”、“政统”之窠臼，束手服从于中国的“道统”、“政统”的文化精神。依照这种受根本制约而改造的中国文化显然不是根本改造的中国文化，没有受到根本改造和并非是真正重建的文化自然摆脱不了文化危机并依然是处于危机中的文化。可见，唐君毅所倡导的按照中国本根人文精神所重创的中国文化仍然只能是具有浓重国粹主义倾向的文化。显然，本此重构的文化仍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的危机问题在唐氏那里势必未能得到消解。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扬弃中国古今文化之糟粕和外国古今文化之糟粕，吸纳中国古今文化精华与外国古今文化之精华，将中国古今文化之精华与外国古今文化的精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整合与重创新文化，舍此，恐怕别无它路。
三
作为新儒家的宗师之一，唐君毅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可贵的理论贡献，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文化观又难免存在着归约主义倾向。所以应当对唐君毅的文化观进行公允地评价。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唐君毅极力地反对“五四”以后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论；也不同于国粹派，他并不完全否认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弱点，也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者，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建设，不能仅仅利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加以修补，而应该是体用并重，道器共举。唐君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却能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加以认肯，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是积极的，也表现了一个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其所为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保守主义是同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在许多共词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16]。其理论实质是文化决定论，即主张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不同于西化论者为引进西方科学与民主而对整个传统文化采取虚无论的态度。唐君毅对民族文化有一种执著之情，他认为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重建儒家的“伦理精神系统”是摆脱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关键。他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有“同情”和“敬意”。“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17]。我之主观思想，了解他人之主观思想，己为而易，而若他人之思想，乃远较我之思想，为高远博大者，则我以凡俗卑近之心，绝不能有相应而深入了解”[18]。欲真正把握和体察中国文化之生命精神，必须首先对中国文化进行同情和敬意的了解，因为中文化乃中国圣贤之仁心的真诚流露。他认为“先存敬意之心，并不意自己立场的放弃，而是开拓和扩大自己的心胸和度量”。以西方文化来套用附会中国文化，就势必把中国文化放在西方文化之下，或者放在和西方文化并列的地位，忽视了中国文化独特长处，就不能真正体察和证会中国文化先贤之真诚恻怛之仁心。
另外，唐君毅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表明了他对近世之文化危机的抉择。在近世中，价值的虚无论和人的“物化”，使人处于“存在”的迷宫之中。为抗衡于价值虚无的世界，唐君毅为此而呕心沥血，苦心探究。从积极的层面而言，如果说西化派看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并以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方式而进行思想解放，那么唐君毅所做的一切则是要表明，若想使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文化之有机组成因素，不能仅仅使其在“价值虚无”的世界中存在，而必须使其与中国文化内在本原上接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力图弘扬中华文化，确立人的道德主体，重建“人道尊严”，在形上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克服“人的存在迷失”，其内在动机和选择的虔诚都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不乏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如果我们把唐君毅的文化观，即其“返本开新”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放回处于文化危机的现实中国的社会脉络中去，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理论，便会发现其理论的内在困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批判接受的态度，使他对传统文化认识很难展示传统文化的真正面貌。由于他在前瞻式的吸纳中具有浓的恋旧心理和所持的保守态度，故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他那里基本是被忽视或对其认识不深。于是人们很难理解被唐君毅描写得生机盎然，并将成为拯救中国与世界文化之命运的传统文化，何以连中国自己之现实也解救不了，并在近代以来遭受一系列严重的挫折？诚如林毓生所指出：“我们从唐先生的书中，很难找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批判，因为他在心情上不愿意那么做。”[19]
第二，唐君毅文化观的最大困境在于中国传统儒学和近代以来许多文化思潮普遍存在的归约主义倾向。即是说唐君毅仍然以“内圣外王”之道来解决内在心灵修养和外在事物的关系。他的文化观中的文化重建方式是“返本开新”。对西方文化精神及文化的客观层面，他没有给予独立的地位。正是在他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说是精神”，一切皆依道德自我而建立，从而也均归约为道德生活的内容，显然客观精神就被归约为主观精神。这样，客观精神就没有其自身之价值和独立存在的地位，反过来只是用来供养主观精神，成为主观精神展现自己的外在形式。因而，所谓对西方文化客观精神的接纳，则不过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精神辖持下伸展自己从而展现自己的“空壳”而已。这就是其“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的实质。
第三，唐君毅之所以在文化观上存有归约主义倾向，就在于他对人的存在和人性的内在结构缺乏深刻的理解。人的存在是一个双层面的存在，是经验存在和超验存在的统一体。经验与超验是人性结构的真实的二元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表明，人一方面是有限的非自足的存在，因为人在精神层面是生成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对现象界的越以作为一趋向无限的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显示了人处于自由与压抑、超验与经验的张力的限阈之中，这二者是人性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文化危机，那么由于文化是人性在现实中的创化产物，因而文化危机也必然是深层的人性危机的体现。即是说传统文化的危机所体现的是人性的超验层面和经验层面的双重危机，因而文化传统的再造也只能从这两个层面入手，而不能对任何一方有所偏废。因为人性这个二元结构尽管可以沟通，但却不能将一方归结为另一方。唐君毅的文化归约主义存在根源就在于将人性的经验层面归结为超验层面。因而在他的视野里中国文化的缺失只是经验层面的，而儒家的心性之学——道德形上学，却是圆满自足的，并可以由这一形上层面推出下层面；唐氏所谓的学习西方，也只是经验层面之事。民主与科学都被他划为经验层面上的操作方式，并没有被理解为西方文化精神之超验与经验的二元存在。从深层面看，唐氏的文化观实质也是一种“中体西用”论，只不过较之于洋务派则层次更深罢了，存在一些康德的味道罢了。
总之，唐君毅的文化观的中心思想是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表现了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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