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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从事于经学也, 何也? 诚愧其德之不合, 而惧章句之未安, 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同上) 。因此, 他以公开的嘲讽的态度指出: 既有的经典文本不可能承传“圣人之言”, 它们不过是“糟粕”, “君读之而旁皇于上, 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同上) 。在拆解了儒家经典“神圣性”的同时, 金圣叹又提出: “善论道者论道, 善论文者论文”(《序三》), 有意识地悬隔“道” 与“文” 的关系, 并以“善论文者”自居, 提出了“才子”说:
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 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之时, 于破核分荚之时, 具有凌云蔽日之势; 于凌云蔽日之时, 不出破核分荚之势, 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 无全锦在目; 无全衣在目, 有全衣在心; 见其领, 知其袖; 见其襟, 知其披也。夫领则非袖, 而襟则非披, 然左右相就, 前后相合, 离然各异, 而宛然共成者, 此所谓裁之说也。……依古人之所谓才, 则是文成于难者, 才子也。…… (《序一》)
一般人所说的“才”为才华之才, 是发挥而形诸笔墨之才”, 而金圣叹拈出“材”和“裁”两个字, 取种子的萌芽、成长和“剪裁”作譬, 说明的却是一种先验的、普遍的、形而上之物, 它构成“至文”之为“至文”的本源根据, 一如决定物种性状的“基因”或成衣之初的理念。在金圣叹看来, “才子”便是秉赋此“才”的人。因此, 他对于小说世俗的文类地位根本就不屑一顾。他在写给友人王斫山的信中说: “前云卫闻予批点《水浒传》, 以为不足浪费笔墨而批稗史, 其见恰左, 圣叹不问其书之为正史, 只问其书之文章做得好不好。文章好, 即稗史亦不必不批, 文章不好, 即正史亦不必批。”正是以“文章做得好不好”为批评的尺度, 金圣叹对经学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姿态, 推出了自己的经典序列——“六才子书”:
然圣人之德, 实非夫人之能事; 非夫人之能事, 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 或犹夫人之能事; 犹夫人之能事, 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 世不相延, 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 屈平有屈平之才, 马迁有马迁之才, 杜甫有杜甫之才, 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 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依文成于难之说, 则必心绝气尽, 面犹死人者, 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 是皆所谓心绝气尽, 面犹死人, 然后其才前后缭绕, 得成一书者也。( 同上)
“六才子书”囊括了文学四大部类—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 其中《庄子》属“子”, 《史记》属“史”, 而小说、戏曲则为贤人君子”所不齿; 金圣叹把它们集于一处, 与儒家“经典”相颉颃, 理由是它们的“文心”相通而超妙: “君子立言, 虽在传奇, 必有体焉, 可不敬欤”?(《西厢记圣叹外书》) 中国传统文化讲立言”, 君子讲“立言”是与立德、立行相一致的道德自我修养的程序; 但金氏所言并不指涉道德的完善, 也不在于“载道”, 而只须合乎立”的文学样式: 小说有小说之言, 戏曲有戏曲之言, 它们只要符合语言文本之“体”, 则必有可观,“可不敬欤? ”他所崇拜的是语言文本之美”, 而非所传达的伦理道德之“善。金氏将庄、骚、马、杜、《水浒传》和《西厢记》一视同仁, 正在于其家族相似性”:它们都出自“才子”机杼, 是一种精神自由的产物, 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人格力量—不管先前有过多少神圣的标准, 他只以“才子”的标准衡量天下一切文章。
李贽、金圣叹分别本“童心、“才子”论文, 无论是标举宇宙间五大部文章”, 还是开辟“六才子书”系列, 都以宇宙、天地一类“大词”来“命名”, 并赋予它们“天下文章无出其右”的“至文”品格。这是对“垂型万世”、“不易之称”一类经学话语的“仿拟”, 其目的是价值观的批判; 另类“经典世界”的命名与推出, 为人们拓展了一个崭新的文化空间。可贵的是, 金圣叹没有停留于大胆僭越的“辞令”, 为使小说摆脱对于经史的依附,真正颠覆小说小道”的价值地位, 他还致力于“小说之体”——艺术价值体系的建构。
小说之“体”
金圣叹以历史文本的典范《史记》为例, 提了一个问题:《史记》所载的人和事物为什么能够流传至今? 是历史之“真”, 抑或历史之“美”, 而让人们如此长久地谛视? 在他看来, 历史是因“美”的原则而存在的。他说:
夫修史者, 国家之事也; 下笔者, 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 止于叙事而止, 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 固当不止叙事而已, 必且心以为经, 手以为纬, 踌躇变化, 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如司马迁之书, 其选也。马迁之传《伯夷》也, 其事伯夷也, 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 其事游侠货殖, 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 事诚汉武之事, 志不必汉武之志也。恶乎志? 文是已。马迁之书, 是马迁之文也, 马迁书中所叙之事, 则马迁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 ……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 而君相不得问者。(《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评)
何谓“文”? 《易系辞》: “物相杂, 谓之文。”《说文》:“文, 错画也。”“文”为摹状交错编织之貌, 这里则是语言的“编织物。在金圣叹看来,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进入历史文本的结构, 不过是“文”之形态各异的“文料”, “文”才是制约它们以“史”的形态存在的深层原因。“以一代大事, 如朝会之严、礼乐之重、战阵之危、祭祀之慎、会计之繁……凡以当其有事, 则君相之权也, 非儒生之所得议也”(同上); 但是, 现时权力操纵只能倾极一时, 一旦转化为“史”, 它便得拱手交出“控制权”: 若当其操笔而将书之, 是文人之权矣, 君相虽至尊, 其又恶敢置一末喙乎哉” (同上)? 按照福柯的观念, 史官或文人不是单纯的文化记载者和传播者, 他们也有“权力意志”, 只不过这种权力不是现实的政权法权统治, 而是一种精神的“话语控制”,其魅力丝毫不逊色于现时的权力:
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 乃至百世千世以及万世, 而犹歌咏不衰, 起敬起爱者, 是则绝世奇文之力, 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骥尾而显也。是故马迁之为文也, 吾见其有事之巨而有隐括焉, 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 或见其事之阙者而附会焉, 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 无非为文计, 不为事计也。……如必欲但传其事, 又令纤悉不失, 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 已不得为绝世奇文, 将吾之文既已不传, 而事又乌乎传耶?(同上)
“文人之权”按照“文”的原则运作(“隐括、“张皇”、“附会”和“轶去”), 以语言的诗性干预着人类的文化、精神。显然, 金圣叹的“叙事”崇拜意味着一个信念: “叙事”制造现实、制造生命, 亦可称之为一种“创世”——它顽强地分割出另类文化空间, 暗示了话语之中尚未驯服的美学力比多, 暗示了另类生存的维度和价值体系。
金圣叹还指出, 同是以历史为题材, 史籍又有文人之史与官史之别: 或如《新唐书》一类的官史, 以实录为目的, 止于“纪事”,“文非其所务也”; 或如《史记》一类的绝世奇文”, 以发挥其“珠玉锦绣之心”,“以自娱乐”。他说:
呜呼! 古之君子, 受命载笔, 为一代纪事, 而犹能出其珠玉锦绣之心, 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 无事可纪, 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 而必张定是张, 李定是李, 毫无纵横曲直惨淡经营之志者哉! 则读稗官, 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同上)
金圣叹进一步指出, 小说与文人之史之间, 又有“虚构叙述”与“历史叙述”之别: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 人都不肯信, 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 《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 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 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 是史公高才, 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 只是顺着笔性去, 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
文人之史是历史叙述, “以文运事”, 就是事在文先, 既要尊重史实, 又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 “毕竟是吃苦事”; 小说则不然, 它是虚构叙述, “因文生事”, 生是无中生有之生, 即作者凭借自己的意旨虚构故事, 或是叙事话语设置的某种“情境”创造事”的生成。“如鲁达遇着金老, 却要转入五台山寺。夫金老则何力致鲁达于五台山乎? 故不得已, 却就翠莲身上, 生出一个赵员外来。(《水浒传》第三回回评) 又如小说第二十六回武松到张青处, 张青将先前开剥的一个头陀留下的数样东西送他, 金圣叹批道: “无端撰出一个头陀, 便生出数般器具。真不知文生于情, 情生于文。”情、文互生, “笔性”使然也。小说高出历史一畴, 就在于它只是顺着笔性去, 削高补低都由我”, 是更为自由的创造: 《水浒传》七十卷书中都无实事”,“都是作书之人凭空造谎出来”, “无非为文计, 不为事计也”。正是“虚构叙述”使小说避免融入历史之中而成为文学作品。可见, 故事及其讲述的关系是小说创作中最为本质的问题。
因此, 金圣叹一反古人“但睹性情, 不见文字”、“得意忘言”之成说, 他要得意”而不“忘言”, “睹性情”又“见文字。他反复表示过自己对于小说的故事本身不太感兴趣: “吾略其形迹, 伸其神理者也” (《序三》) 。所谓“伸其神理”, 即把握“文”的编织方式, 即小说的“叙述”艺术, 如结构规律、叙述机制与叙述技巧等等。为此, 金圣叹反对不理会文字的非审美阅读, 敦促人家子弟要细绎小说的文法结构, 穷究作者的苦心良工:
古人著书, 每每若干年布想, 若干年储材, 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 而后得脱于稿, 裒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 往往将书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 不得意处, 转笔处, 难转笔处, 趁水生波处, 翻空出奇处, 不得不补处, 不得不省处, 顺添在后处, 倒插在前处, 无数方法, 无数筋节, 悉付之于茫然不知。……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 将作者之意思尽没, 不知心苦, 实负良工, 故不辞不敏, 而有此批也。(《水浒传》“楔子”回评)
语言文本是在某种语言结构中展开的, “文”在将“事”叙述成“章”的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金圣叹试图总结这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 甚至所有文学作品所共有的文学特征与普遍性原则。他说: “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 传之后人, 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 字有字法, 句有句法, 章有章法, 部有部法是也。” (《序三》) “横直波点聚谓之字, 字相连谓之句, 句相杂谓之章。” (《读第六才子书法》) 金圣叹以“字”在句子中的“纵向聚合”与“横向聚合”来看“句”的结构和功能, 又以句”在章”中的关系解剖分析文章的整体构成; 由“字法”、“句法”而“章法”, 层层深入; “若是字, 便只是字; 若是句, 便不是字; 若是章, 便不是句” (同上) 。“如《水浒》七十回, 只用一目具下, 便知其三千余纸, 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 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 (《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以古老的叙事逻辑—起承转合—对文本作了批评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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