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参与

    布尔迪厄指出, “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 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 应归功于这个事实, 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还应归功于另一个事实, 即改变词语,……早已是改要事物的一个方法”17。的确，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语生产所诞生的话语关系是与社会关系遥相呼应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 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始终与世俗社会、平民阶层关系密切, 其内部隐藏着反叛理性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诉求, 而游离于整体意识形态之外。明初, “非朱子之传弗敢道也”, “非宋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朱彝尊《道传录序》) 。弘治、正德年间, 士风发生了重大转变, 程朱理学日益支离而为学人所厌弃, 代之而起的是高扬主体精神的阳明心学。“嘉隆而后, 笃信程朱, 不迁异说者, 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 。李贽、金圣叹的价值标准便以此为背景。表面上看, “意识形态的灌辅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 而且只有放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 文学经典才能获得解放”18。其实, 未必尽然。明清之际, “权威并非消失了, 而只是转变为看不到的。我们叫他‘匿名的权威’, 他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常状态、公众舆论等等, 再也发现不了命令与压迫, 代之而起的是温和的说服”19。小说话语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布满了冲突与斗争。李贽就痛感: “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 共以异端目我”, 他后来系狱自尽, 因为他知道自己“既中其痼疾, 则必欲杀我矣” (《焚书•自序》) 。金圣叹也感叹: “其书一成, 便遭痛毁” ( 《随手通•南华字制》); “或云立异, 或云欺世” ( 《葭秋堂诗序》) 。“匿名的权威”无处不在, 字斟句酌委实事关重大。
    李贽、金圣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找到了参与文化的最合适方式: 他们不仅通过巧妙的“命名”, 提供可靠的文化产品, 洞察并引导大众的无意识和欲望; 还通过与大众沟通的“赋意”行为, 由话语的生产进入了意义的生产, 而使小说话语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文化片段。李贽“一肚皮不合时宜”, 他借助评点《水浒传》发抒愤懑, 其反传统、离经叛道的大胆创见, 使“千古小说之灵机, 至是乃大畅”, “喜欢小说之人出焉” (邱菽园《客云庐小说话》) 。自万历三十年(1602) 始, 封建统治者一再下令禁毁李贽的著作, 但是收效甚微。李贽罹难后, 学者争相传诵其书。直到清初, 仍如顾炎武所言: “虽奉严旨, 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20。身处乱世的金圣叹则从“水浒”一词的释名开始, 突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 直接点到了封建社会糜烂、臃肿、贪婪的吏制系统的穴位。如他从小说结构的安排分析作品的思想: “一部大书七十回, 将写一百八人也, 乃于书未写一百八人, 而写高俅者, 盖不写高俅, 便写一百八人, 则是乱自下生也: 不写一百八人, 先写高俅, 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 不可训也, 作者之所以避也。乱自上作, 不可长也, 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 有以也” (《水浒传》第一回回评) 。在金圣叹看来, 这样的故事结构直接体现了“无美不归绿林, 无恶不归朝廷” 的主题。作为一个不达文人, 金圣叹向往天下清明, 忧世道纷乱, 而反对“盗”的“造反行为”, 对起义行为作出整体否定; 在对于“为盗”的起因上, 他又突出“乱自上作”的社会环境, 抨击贪官污吏, 批判朝廷政局, 强化其“不得已而至于绿林”, 对水浒英雄们深表同情和理解, 乃至不吝赞美之辞。为了缓解这种矛盾, 也是为了“诛前人既死之心”, “防后人未然之心”, 他“腰斩”了“俗本”并杜撰新的故事结局, 以突出“独恶宋江” 的思想倾向, 并极力辩解此举为“削忠义而仍《水浒》”, 实则深切表现了自己的“当世之忧”。显然, 金圣叹的评点“从审美开始, 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问题, 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21。金圣叹罹难后, 他的评本无数次地再版, 致使早期的版本基本从市场上消失。读者的选择表明金圣叹的深度阐释是历史化的, 它积极应对现实政治问题, 而切合了当时众多社会阶层、阶级的价值观念与共同规范。为此, “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 几于家置一编” (王东溆《柳南随笔》) 。
    李贽、金圣叹的“命名” 和“赋意” 行为, 剥离了那种以政治标准仲裁文学的单一模式, 他们与所置身的历史空间积极对话, 而成功地溢出了经学权力的规约, 使小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成为一种代表某种高度与深度的新兴的文化形式。特别是金圣叹所确立的小说美学标准, 突出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富有成效地阻拒了尖锐的挑战, 颠覆了小说“小道” 的价值地位, 无形地诱导了小说话语的再生产:“自金圣叹好批小说, 以为其文法毕具, 逼肖龙门, 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 牛鬼蛇神, 至士大夫家几上, 无不陈《水浒传》、
    《金瓶梅》以为把玩”22; “金人瑞批《水浒》、《西厢》, 灵心妙舌, 开后人无限眼界, 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 至今不废”23。在僵化、谨微、循规蹈矩的时代, 金圣叹的小说美学可谓空谷足音, 它大大推动了小说的“经典化”进程。
    明清易代, 小说“ 经典化” 进程中断。“杀”入文学园地的小说及其评点, 遭遇有清一代庙堂文人的顽固阻击, 而未能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所接受。直至晚清, 仍有人站在经史的立场上极力排斥。如张之洞在《蝤轩语》、《书目答问》中肆力诋毁金圣叹, 告诫诸生:“凡为圣叹一派习气, 皆小说批评语一派气息也。小说批评语不可以为考据, 不可以为词章, 不可以为义理。君子出词, 须远鄙倍, 甚至不可以为立谈, 凡恶之避之是也”24。文化的大一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筋疲力尽, 而不得不靠外来力量来“唤醒”。随着晚清政体与伦理道德发生动摇、西学东渐, 人们才站在新思潮的立场上将金圣叹的小说批评发扬光大, 继续颠覆着小说的“卑体”地位。如邱菽园盛赞金圣叹的小说评点, 并力陈小说的重要性:“诗书六艺之外, 所不可少者, 其惟小说乎”25! 康有为称:“经史不如八股盛, 八股不如小说何”26。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 则指出小说有“移人”的力量, 而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倡导“新小说”革命以再造“民德”27。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 则一反国人的“功用”价值观念, 极力倡导哲学与美术的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　28。这些言论, 加上林纾翻译小说的盛行, 有力地将小说从“小道”超拔擢升到了价值版图的中心位置。20 世纪初, 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背景, 由胡适、鲁迅肇端而郑振铎踵武, 《水浒传》再次经历了“经典化”的洗礼。经过“五四”文学革命之后, “小说是文学”, 在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心目中, 已是不容置疑的命题: 这是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遥远的回声与收结。
    对于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考索, 可得出以下认识：
    任何经典序列的推出, 并非历史的偶然, 抑或少数人的“共谋”, 它必然负载着经典遴选家的现实立场与历史想像;
    关注本文自身内在因素与价值, 在经典再生产的过程中, 有着独特的功能与意义;
    小说话语由匿名流行到具名, 乃至经典命名, 是一种置身于传统/ 现实的理解与解放过程, 标志着文化形态的结构变化;
    经典再生产隐藏着话语权力的争夺, 是经典遴选家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 积极介入, 参与特定时期文化建构的成果。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①转引自张隆溪: 《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 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三期。
    ②引自陆侃如、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上册, 齐鲁书社1981 年版, 第21 页。
    ③、18[荷] 佛克马、蚁布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62 页, 第49 页。
    ④唐庚:《文录》, 见《学海类编》, 清曹溶辑, 陶越增订, 第五册, 第221 页。
    ⑤⑧引自《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第5 页, 第489 页。
    ⑥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八册, 中华书局1990 年版, 第1308 页。
    ⑦皮锡瑞: 《经学历史》, 周予同注释, 中华书局1959 年版, 第26 页。
    ⑨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稿本, 卷十七, 第160 -161 页; 转引自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044 页。
    ⑩按照Itamar Even -Zohar 的观点, “‘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 被一种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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