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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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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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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内涵，“式”则表示能充分体现文化诗学基本理念的具体诗学思想。相对于“体”的抽象性，“式”是具体的；相对于“体”的理想性，“式”是现实的；相对于“体”的未定性，“式”是已经得到实现的。《文心雕龙》中关于“式”的思想非常丰富，刘勰频频使用“式”指称那些体现了所有文体或各类文体的理想品质的典范文章：如“禀经以制式”（《征圣》）、“熔铸经典之范”（《风骨》）、“熔式经诰”（《体性》）、“以模经为式”（《定势》）等，即是以“体有六义”的五经为所有文章之“式”。“式”具有鲜明的中介性质，是由观念到实践、由抽象到具体、由体到用的必要的中间环节。
“式”也可称“范式”或“范型”，文化诗学之“式”也即文化诗学的“范型”。一种理论能否提供高质量的理论范型，是衡量这一理论是否具有现实生命力的重要根据。即以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为例，该理论创始之初，曾在西方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日见式微。孟酬士（Louis A. Montrose）这样解释个中原因：“各种各样的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活动，并没有集结出一个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文艺复兴文本的范型，且这种范型似乎还不是可能出现和被希望出现的。”[xiii]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孟酬士的分析是以其亲身体验为基础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稍后的文化研究则因为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范型，迅速发展成西方学界一种普遍的学术实践。
童庆炳先生在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之始，即已为文化诗学确立了理论范型。文化诗学并非白手起家或向壁虚造，而是对中外“文化诗学”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已有的“文化诗学”范型的理论自觉和学理延伸。对此，童庆炳先生有明确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些新说，可以说都属于文化诗学。目前正受到人们关注的巴赫金，从民俗文化的这个视野，提出了文学理论中‘狂欢化’这个学说。其主要的著作是《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个理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狂欢化’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诗学，是由于巴赫金丰富的西方中世纪民俗知识积累所形成的理论创造。”[xiv]童庆炳先生所描述文化诗学的外延比较广泛，既包括经典文学的研究，也包含大众文化的研究；既重视文学文本的研究，也注重理论文本的研究，但是在各种形式的文化诗学研究中，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拉伯雷小说的诗学研究是童庆炳先生等人一直心仪的文化诗学的范型。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诗学”这一完整的概念，但是从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直至具体的诗学思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建构的文化诗学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典范意义。我们可以从巴赫金的主要诗学著作中，总结出文化诗学范型的基本特征。
作为文化诗学范型，巴赫金的诗学充分体现了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首先，文化诗学重视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研究。巴赫金选择的研究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拉伯雷的小说，是欧洲（包括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具有同样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西方某些小说艺术（如“对话体”和“狂欢体”等）以及这些小说艺术所包涵的人文精神，进行了集大成式的继承和发扬。虽然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环境、社会状况以及作者自身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形成也离不开各种具有特定倾向的阐释者的阐释，但是这些都无法从整体上否定文学经典在特定文学史阶段所取得的同时又超越特定文学史阶段的艺术成就。与一般文学作品相比，文学经典具有更高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含量，因此也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和研究价值。文学经典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有限的存在也是无限的可能。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文学经典不是供后人顶礼膜拜的尘封的偶像，而是携带着历史的诗意和温情的一个个活的灵魂。巴赫金认为：“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到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则永远是）比在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xv]伟大作品的“涵义现象可能以隐蔽方式潜藏着，只在随后时代里有利的文化内涵语境中才得以揭示。”[xvi]文化诗学的任务就是要在研究者的现实语境中将经典作品中蕴涵的文化潜能激发出来，并融入当代文化的建构之中。
其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他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将“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作为“文艺学面临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巴赫金批评了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庸俗社会学批评，即“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种批评方法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盛极一时并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一种倾向是形式主义批评，即俄国形式主义专注于“文学性”和“诗歌语言”的文学研究。巴赫金分析到：“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关注了文学的特性问题。这在当时也许是必须的、有益的。”但是“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巴赫金从维谢洛夫斯基等人所代表的俄罗斯“历史诗学”传统中获取诗学资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实现了文学的特性研究和文学的文化意义研究的完美结合。巴赫金重点研究的是两位作家小说的“体裁”。巴赫金之所以选择文学“体裁”作为主要研究视角，看重的是文学“体裁”独特的诗学品格：一方面，文学“体裁”是文学语言特征、形式特征和审美特征的综合体现，是文学史上众多作家艺术创造的积累，“在体裁（文学体裁和言语体裁）中，在它们若干世纪的存在过程里，形成了观察和思考世界特定方面所用的形式”。[xvii]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巴赫金发现了“复调小说”和小说中的“对话体”，在拉伯雷小说中，巴赫金又发现了“狂欢体”。另一方面，“体裁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X光照片，是专属于某一时代和特定社会中某一社会阶层的观念的结晶”。[xviii]文学“体裁”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复调小说”体裁所反映的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话体”所体现的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狂欢体”所蕴涵的民间除旧布新的力量等。
第三，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既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巴赫金诗学作为一种诗学形态的独特品质，又具有对话和开放精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都是一种典型的“诗学”：他所深刻关注的文学体裁是西方诗学的一个传统问题，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已经奠定了体裁在诗学中的重要地位，历代诗学家大多对体裁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布瓦罗、莱辛、施莱格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中，体裁问题都是其诗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体裁的关注，使得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从未离开文学的形式特征、语言特征和审美特征，而且使得他在考察这些文学特征时不会陷入隔绝，而是始终从文学作品的整体和文学作品所处的文化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些特征。与此同时，巴赫金的诗学又不同于古典主义时代的封闭诗学，而是对话和开放作为自己发展动力。巴赫金的诗学的对话性和开放性既体现在其诗学与国内外不同诗学流派的关系中，又体现在其诗学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关系中。巴赫金批评当时苏联文艺学界由于“缺乏学派之间的斗争和恐惧大胆的设想，必然导致陈陈相因与千篇一律成为主流”。[xix]他一再强调“外位性”在诗学创造和文化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其根据是：“在文化领域内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xx]
第四，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品格，是巴赫金以专业方式介入现实社会的重要途径。巴赫金在那个人文精神匮乏的时代通过他的诗学研究表达着他的忧虑、批判和理想。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主要激情，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都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xxi]物化的结果是人役于物，在世界面前，人因此无法自主，在同类面前，要分出高低贵贱。更为巴赫金难以释怀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的独白性原则。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巴赫金同样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利用民间－节日的形象体系及其公认的、世代神圣的自由放肆权利，去认真惩处自己的敌人——哥特时代。……拉伯雷正是在这种游戏公认的自由氛围里去攻击神圣的中世纪世界观的基本教义、圣礼、最神圣的东西。”[xxii]巴赫金的传记作者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 Clark）和迈克尔·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这样评价巴赫金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的现实批判精神：“像拉伯雷一样，巴赫金在这整部书中探索着在自上而下强制的安定与自下而上对变化的渴求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相互作用。”[xxiii]“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不仅介入了政治史，而且介入了语言史，……他的意义不在于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势力。他在自由史上占有关键地位，这毋宁是由于他使用语言的方式能够一再被当作武器，以同各种专横的意识形态作斗争。”[xxiv]
四 文化诗学之“用”:文化诗学的操作层面
文化诗学之“用”是指文化诗学的具体实践，即根据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并依照文化诗学的范型所开展的具体的文学理论研究。童庆炳先生在进行文化诗学的学理探讨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曾就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提出过设想，如在《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中认为：“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十分辽阔。大体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的研究。第二方面，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文学中有文化。从文学的艺术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文化，这是一种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的研究，属于内在的维度。……第三方面，文学与别的文化形态互动研究。”[xxv]这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在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研究的这三个方面中，对“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文化诗学研究，就应该是实证化的、具体化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解析来进行一种文化的研究。”[xxvi]文学文本研究对文化诗学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一般层面来说，文学文本研究是包括文化诗学在内的一切文学理论形态的基础研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正如生产劳动是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文学文本也是一切文学理论的“物质基础”，构成了文学研究活动的丰富生动的对象世界。文学文本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文学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文学经验的主要来源。从逻辑层面看，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或偏重于归纳，或偏重于演绎。前者通过对文学经验的归纳、提炼，形成概念、命题、范畴和体系。历史上很多作家的文学理论的形成大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经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者常常是通过对某种哲学理念的分析、推导和演绎，得出关于文学现象的概念、范畴、命题和体系，如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人的美学理论、艺术思想和文学观念。虽然在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中，哲学理念处于逻辑链条的起点，但是逻辑在先不能替代文学经验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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