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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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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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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位，其文学观念的合理性与生命力最终要通过文学经验的验证。当然，文学文本研究决不是单纯地获取文学经验，它事实上是研究者所携带的既成的文学理论图式与文学经验的互动和调适，文学经验固然会深深地著上理论图式的印迹，而文学经验更是文学理论内部调整和范式转变的直接动因。任何文学理论图式必须经由文学经验的激活才能化为个体的内在意识，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文学经验总是会不断溢出文学理论的边界造成理论版图的改写和制度的重建。
其次，文学文本研究是文化诗学实现语言与文化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层深建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贯通的基本形式。文化诗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文学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是由人类的整体文化系统决定的，文化系统构成了文学生成的语境。但是，对于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如何理解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是区分文化诗学与传统文学社会学的重要依据。传统的社会学文学研究一般认为，文化语境是文学作品的外在环境，作为外部因素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影响着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也影响着作品的接受和流传。因此在传统文学社会学观念指导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常常采取“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介绍加文学作品分析”的模式。一如巴赫金所批评的：“在我国的文学史著作中，通常要描述文学现象所处时代的特征，但这种描述，在多种情况下与通史毫无差别，没有专门分析文化领域及其与文学的相互作用。”[xxvii]受其影响，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在很长时间内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模式。文化诗学并不否定这种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但是文化诗学认为，文化语境不仅在文学文本的之外，而且在文学文本之内；也就是说，文化语境不仅仅是对文学施加外力的所谓“背景”和“环境”，同时也体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修辞、结构、体裁等内在因素之中。文化语境不仅表现为各种物质形式，而且表现为各种符号、信息和意义；作为物质形式的文化语境在文学文本之外，但是作为符号、信息和意义的文化语境却必然通过各种文学编码被组织进文本之内。巴赫金在论述文化语境和言语结构的关系时认为：“当下的社会情境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完全——并且可以说是从内部——决定了言谈的结构。” [xxviii]同理，社会情境和背景也从内部决定了文学文本的结构。如果说传统文学社会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是一种“外部决定论”，那么，文化诗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则是一种“内部决定论”。因此，文化诗学将建立另一种研究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关系的范式，即重点研究一个社会的等级思想、阶级构成、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教育体制、权力分配、种族关系、性别差异、职业分工等如何从内部决定着一个文学文本的语言运用、形式创造、结构形成、体裁（文类）选择等。传统文学社会学虽然注意到了文化语境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受外部视角的局限，其研究大多止步于文学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层面，其理论描述也常常是比较笼统、粗放。文化诗学通过视角转换，将文化语境对文学文本的影响研究推进到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层面，充分利用诗学的最新成果如语言诗学、形式诗学、体裁诗学、文体诗学、结构诗学、解构诗学、精神分析主义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后殖民主义诗学以及文化研究所提供的批评理念和策略，从文本内部的各种因素和层面透视外部世界的整体文化景观。“他想把言词之外的所有因素容纳进他对语言的描述中，这些深刻影响着言词意义的因素包括：时代或社会等级的差别，以及言词是在密友之间的娓娓交谈中说出，还是说话人公开向陌不相识的许多听众讲出；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某种仪式当中依循惯例的对答。” [xxix]文化诗学正是通过研究语言中的文化涵义和审美中的人文精神，实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贯通。
第三，文学文本研究是文化诗学进行社会参与和表达现实关怀的有效方式。如果仅仅强调理论对现实的介入，很多学者宁可选择大众文化文本或者直接以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作为批评对象，但是这显然已经越出了文学理论（包括文化诗学）的学科边界，不再是文化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诗学走向现实的最切近的通道是文学文本。文学文本虽然不同于现实本身，但是文学文本是对现实最灵敏的感应，是对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最丰富、最具体、最生动的表现。“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它仅仅地扣住了中国文化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折射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深刻揭示。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又超越现实、反思现实。”[xxx]那些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文学文本固然可以直接作为文化诗学介入现实的理论平台，即使是文学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本同样能够为文化诗学提供现实关怀的契机；文学文本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固然可以成为文化诗学谈论的话题，而文学文本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更应该是文化诗学的用武之地。文学文本的中介地位，决定了文化诗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是当下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二者统一于文化诗学的学术实践，统一于文学文本的研究。
文化诗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对文学的文化语境的研究。“文化语境的研究，不仅包含把一部文学作品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同时也包含把这部作品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和阐释，不断地揭示其新的生命魅力和现实意义。”[xxxi]文学的文化语境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既成品，而是不断从过去向现在、未来的流动生成物。将文学研究限制在文本内部是对文学的封闭，而将文学限制在它产生的那个原初文化语境中同样是对文学的封闭：“如果说不能离开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研究文学，那么把文学现象封闭在创造他的那个时代里，即封闭在它的同时代里，结果那就更糟了。”[xxxii]文化语境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文学文本的意义潜能只有在文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而且文化语境往往会通过研究者的各种解读机制内化为文本符号的所指。
跨学科研究也是文化诗学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文化”一词本身即是一个超越学科的概念，因此与其称文化诗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不如称其为“超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表示文化诗学的这样一种特征，即在各种人文学科之间自由穿行不仅是文化诗学研究的一种内在要求，而且这种穿行对它来说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如果说文化诗学研究的确“打破”了人文学科的边界，那是因为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学科边界本来就视若无物。文化诗学的“超学科”性，一方面是文学文本使然，因为文学艺术反映世界的广阔性、深刻性和完整性使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使然，因为文化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单一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建立起多元视角和“无限制”视角的文学研究形式。
[i] 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ii]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iii]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iv] 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暨南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v]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vi] 王夫之：《俟解》，《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店重校刊本。转引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意境·典型·比兴编》，徐中玉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vii] [德]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viii]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
[ix]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i] 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xii]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iii] Louis A. Montrose，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New Historicism. 刘庆璋译，见《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xiv]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xv]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i]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ii] [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xix]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i]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xxii]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12页。
[xxiii] [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
[xxiv] [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xxv] 童庆炳：《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xxvi]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xvii]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viii] 巴赫金语，转引自《米哈伊尔·巴赫金》，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xxix] [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xxx]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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