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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对人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工具性,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认识人类思想具有重要价值,每个语种都包含认知和理解人类思想文化的独特信息和功能,因而语言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民族心理和思维层面的表征,语言虽然也发生着流变,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于那些有意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民族来说,民族语言大规模地被其他语言改造或完全取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自2000年起,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倡议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财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3]
每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产生都是漫长的历史积淀的结果,都包含着其他语言和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独特的体验、智慧和信息,都是组成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文化基因和一种文化资源,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构成了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多样性。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全世界在联合国登记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一半左右面临消失的危险。英国有一大学研究报告称到2050年,全球90%的语言将消失。人类已经受到破坏自然环境平衡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惩罚,并开始意识到关注和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物种对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实际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地球不仅需要保护自然生态,保持生物物种有足够的多样性,作为地球上有高级智慧的人类,更需要保护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生态,以保证人类文化、智慧的多样性;否则,人类将不得不接受语言单一、文化单一所带来的文化资源减少和文化生态被破坏的恶果,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绝不亚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
尽管美国英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和统治全世界的“语言帝国”,据统计,当今世界上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0%的电子邮件用英语传递,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 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但是,英语不可能真正征服全世界。“英语的全球化将导致一个我们也许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就是我们这些只会说英语的人,并不能流利地与任何地方同样也说英语的任何人交谈。”“英语的全球化将使语言简单化,割裂其语法并且使之失去光彩。”因此,“英语帝国”实际上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尴尬:“一方面‘英语的全球化’迫使小语种退化并且最终消失,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英语’,又导致英语发生变异并且失去了光彩。”[4]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美国人听不懂的“方言英语”。英语的这种尴尬境地说明,以一种语言取代其他语言而一统天下,实际上是这种语言的灾难,也是全球文化的灾难。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普及一种通用语言的历史。我国自古幅员辽阔,语言千差万别,广泛地存在着方言分歧和多种民族语言,但同时也有方便交流的可通达于各地的语言,即古代共同语。首开私学先河的孔子就提倡使用西周的规范语言——雅言也叫“正言”进行教学,这是当时在正式的交际场合遵循的共同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当时秦国的都城咸阳地区的标准话为雅言,敕令天下书同文,言必雅。秦以后的历代也都重视正音,有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通语”。金元以降,在北方话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种超越方言的民族共同语,即“官话”。明朝还编撰《洪武官韵》作为推广官话的标准音。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学习“官话”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促进了原来被称为“官话”的国语的推行,民国时期,教育部多次饬令在学校推行国语教学,直到1935年才从教育法令的角度,完全确立了国语教学,而国语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普及比学校教学不知要难多少倍。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普通话”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并提出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方针。但直至今日,普及普通话的目标仍没有实现。
由此可见,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的国度里,在中央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普及通用语言的道路尚且如此艰难,遑论世界范围内历来习惯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之间统一在某一语言之下。另外,我国比较融洽的民族关系与自古就实施宽容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得以很好的保留,而且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各少数民族大多愿意加入大一统的国家,而不是搞分裂或独立,所以,在中国很难发生像南联盟、车臣、卢旺达等国那种尖锐的民族冲突、种族清洗等现象。相反,综观当今世界的各种冲突,往往是扼杀民族性带来的后果,与人为地造成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有关。
从语言习得的规律来看,即使使用汉语和英语进行“双语教学”,英语也不可能动摇汉语作为中华民族语言的地位。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重视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语言,39种文字。为兼顾推广普通话和发展民族语言,国家允许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采用普通话和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双语教学”中存在着母语转换成第二语言的能力这一障碍,一个人的思想、思维若想自由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和训练才能习得。国内外有很多实验和研究对此进行了探讨。如“临界水平说”认为:“两种语言是互相关联的,或简单地说,第二种语言的熟练程度受第一种语言所达到的熟练水平所影响,为了使第二种语言的引入适宜和有效、主体的第一语言必须达到某一最低水平。”[5]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民族会为了不给下一代学习第二语言设置障碍而甘心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有关儿童的心理和语言发展研究表明,儿童在6岁之前可以自然地掌握本民族语,此后基本上是通过实践来强化和保持已经学过的语言模式。“关键期说”认为:“在大脑神经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关键期,在这个时期,不仅一种甚至几种语言符号系统的同时准自动获得都是可能的。在它之前,大脑还没有完全成熟,也不够灵活,一旦超过了这个时期,所必需的灵活性就会丧失,且任何新的词语符号系统将不得不间接学会。”[6]这个关键期在学龄前,此时,儿童自己不可能主动选择关键期学习第二语言,其父辈也不会都意识到关键期对学习第二语言的重要性,即使意识到了,要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如国内学者通过STROOP色词测验对少数民族儿童汉字认知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母语为非汉语的低年级民族儿童,在认读汉字词时存在着对汉字词形、音、义认知的不一致性,随着年级的升高,民族儿童汉字认知水平也有所提高,但与母语为汉语的儿童相比总是滞后两年左右。[7]这类问题在中国人和其他民族国家人民学习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时同样存在。
在民族共同语的社会普及程度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的情况下,讨论语言的全球化问题显得有些不切实际,而离开语言谈文化,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其实质只能是以美国英语和美国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强调语言的民族性并非要将之孤立,每一种活的语言都在不断地接触和借鉴其他语言,吸收外来词汇,语言在知彼中更加知己。歌德曾说过:一个人只有懂得自己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我国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认为:只有与另一种语言比较,才能发现自己语言的特点。通过与其他语言的交流,我们对汉语的认识才会更加深入、提高。[8]可见,语言的发展需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而这正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经济全球化虽然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但它不可能直线性地导致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间的融合远比经济上的接轨困难得多;没有文化的融合,全球化就不可能成为现实,避开文化的民族性,简单地讨论文化的全球化没有意义。“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9]“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10]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更多的在于人们对它们的态度,认为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没有看到它们在冲突、磨合、调整后此长彼进,前者的结果是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后者才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当全球真的“化”为一个地球村的时候,文化间应该能够彼此“兼容”,实现和而不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1][2](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M].胡善君,许建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45,152.
[3][4]陈耀明.保护母语:世界需要“语态平衡”[J].华声视点,2002,(8):2427.
[5][6](加)W•F麦凯,(西)M•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111,110.
[7]傅金芝,符明弘.少数民族儿童汉字认知试验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6):6468.
[8]盖兴之.双语教育原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3.
[9](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9.
[10](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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