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百年来文化人类学发展史表明,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但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自身在田野调查访问以至室内整理研究过程中研究人类群体文化的必要工具,而且是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重心。同样,这种方法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认同和使用。 

[关键词]　人类学　方法论　文化比较研究　跨文化比较研究 

文化比较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重心。 
自19世纪始,由于达尔文人类进化思想的影响,在人类学发展史上,早期进化论派的学者们率先提倡与当时进化论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牢固联系的比较方法,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通则。往后,不同学派的学者们根据自身的理论观点对世界不同国度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或多种文化事象在作出记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了文化比较研究工作。当考察人类文化进化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时候,新进化论学者又兴起对作为文化之所以变异的文化进化理论的研究。他们从世界各地众多社会群体的抽样资料之中作出统计分析,试图进一步找出某些具体的风格、信仰甚或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等等的规律,或者一些相同或近似的发展模式。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等利用他们累积起来的资料,建立起“人类关系资料档案库”(全称Human Relation Area Files, 简称HRAF)为不少领域进一步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实际资料。 
在当今交叉科学时代,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援,跨文化比较研究已经超越人类学独一学科的范围。我们已经看到: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已经遍及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学以及经济管理学等领域,它们正是运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去梳理出某一个被研究者所从事的诸多课题的特点及其规律,取得和继续取得可喜的成果。 
一、 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始 
从早期进化论始,学者们以手头的民族学资料,广泛地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和发展他们的理论。 
一般说来,对人类文化的研究,既要看到文化的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多民族的文化之间有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面。前者属于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后者属于文化比较研究的范围。对于文化史、文化比较研究,当然不是单一学科——文化人类学独占的课题,但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重视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并从中梳理出规律性的东西却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及的。翻开人类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正如上面提到的,主张早期进化论的学者已经注意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处理各地群体间的文化异同性:即利用现存的部落作为早期历史阶段的例子建立社会进化的普遍法则来论证他们的理论。像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John Lubbock)早于1865年在他的专著《史前时代》里便以地质学的实例用类比的方法去解说史前时期的历史面貌了。考古学家顺利地沿用地质学上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已与灭绝了的动物遗骸在一起的原始石制工具相对比。卢伯克说:许许多多在欧洲大陆早已灭绝的哺乳动物,至今仍然有它的代表生存于其他国家。例如,我们对象、犀牛、河马等厚皮动物化石似乎难以理解,但这一物种仍然活于亚、非两洲的部分地区;有袋(目)动物在澳大利亚、亚洲和南美洲可以找到它的代表。这样,如果我们打算去了解欧洲古迹文物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拿迄今仍存在的、被世界其他地区的野蛮种族所使用的原始工具和武器予以比较。事实上,塔斯马尼亚人和南美洲土著居民之于文物工作者与袋鼠(Opossum)和树獭(Sloth)之于地质学家一样重要。 
就文化人类学说来,1871年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是第一部用比较方法研究亲属制度的专著。他不但对易洛魁人、塞内卡人有关的习俗、宗教、政府、物质文化以及不同的亲属制度有所了解,而且旅行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密苏里等州,北抵哈孙海湾,对七十多个部落群体作了具体研究。摩尔根这一专著正是过去进入现代观念的延伸。即在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已经发现,在性别、亲属、地域等通过婚姻和家庭的继承方式联系起来,通过家族生活和组织以及有关财产和房屋的习俗等等体现出来。 
第二位学者是泰勒(Sir E•B•Tylor),他是首先试图建立起解释社会文化进化理论的方法论的。他于1889年一篇题为《研究社会制度的一种方法》里边,应用统计学方法就已收集到世界350个不同社会群体(Ethic Units)的资料,以其文化特质作为统计分析的变项去观察其重复出现的、可以决定社会制度里边的某些关系如亲属关系和婚姻模式来说明文化进化遵循着由母系向父系发展重建各该群体社会行为的趋向。泰勒的主张正如美国学者哈奇(Elvin Hatch)就《原始文化》(1881年)内容作出的概括那样: 
泰勒采用比较法“是建立在依他看来一个不证明的事实上,即遍及全世界,人类制度显示着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类似像石器、编篮和烹调菜文化现象,在不同社会与不同大陆之间,不过在细节上有所差异而已。 
在这种比较上,几乎无需顾虑到历史时间或地图上的位置。相同的信仰、行为和器物可由全世界各地收集起来,然后将它们组织为包罗万象的分类架构。武器可组成矛、棍、投石器、弓与箭等类别。神话也可分门别类为像日出、日落、地震等各类神话。一旦以这种方式做了分类,则每一类别内的资料便可以显示进步或演化发展的模式。例如,在研究火器时,研究者从早期粗糙形式的武器,如燧发枪开始,而进到最现代与精巧的武器。演化所走的方向便以这样方式流露出来。” 
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从早期进化论开始,人类学家们从人类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文化发展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人类精神生活表现的系谱关系与动物演进状态相似的假说来建立社会进化的普遍法则。从当前生物学界已经承认形式与构造的类似不能作为生物本身存在“发生类似”来看待,很显然,他们把复杂多因的文化现象看得太简单了。早期进化论主张的“并行说”(Parallelism)与传播论派完全归诸于“传播说”(Diffusionism),同样失之偏颇;而历史特殊论派主张用“辐合的原则”(Principle of Convergence) 来判别文化现象,其看法无疑是综合的折衷的。当然,历史特殊论派博厄士发表了被称之为连续性区域跨文化比较,即对北美印第安群体连续性区域内进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之后指出早期进化论者倡导的文化比较研究有三个缺点:1.文化类似或相同的程度与意义,不易评量;2.只从旅行游记或传教士的报告中抽出背景不同,首尾不贯的许多事实来填入自己的计划系统内,不免有错误的危险。3.若欲充分明了文化的特征,不能不注意熟考其实在的历史背景。 这些意见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功能学派兴起后,尽管学者们仍然喜欢用生物学的观念去看待文化现象,但是他们在强调田野工作重要性的同时重视比较方法在研究社会制度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可取的。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拉德克利夫(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 -Brown)认为:比较的方法是唯一使我们可以找出人类社会的一般的,根本特质的归纳法。换言之,所谓比较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力求去认识(而不是‘解释’)一个具体动物的一个具体特征,即首先将它看成是一种或一种普遍现象的一个具体例子,然后将它与人类社会某种一般的或最好说是普遍的趋势加起来加以认识。这种趋势在某些时候又叫做规律。”“对于社会人类学来说,任务是阐述和证实社会体系存在的条件和在社会变迁中可观察到的规律的理论。而这只有通过比较的方法系统使用才能做到。” 因此,他们在田野工作中,侧重社会制度的系统观察;从亲属制度与婚姻法则的知识入手;对社会制度本身,由比较建立分类,由分析去了解内容。 
在试图解答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人类学家们又把比较研究拓展到现代社会国民性的探讨上来。他们在分析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的人格特征及其对特定民族的文化、制度、思想方式等等的影响时,着力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人格和社会的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米德(Margaret Mead)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世纪10年代初,当代名家金克木先生在《读书》月刊著文,以上述两位女人类学家专著为例,三次谈论比较文化及其研究方法,建议更多的人知道人类学的用处,学习人类学知识,重视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 比如其中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剑》(一译《菊花与刀》)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第二次大战期间,她服务于联邦政府的战时情报机关,主持对日、德等国民族性的“遥远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a Culture at a Distance),美军当局要求她运用人类学思想方法去处理现代社会问题。当年她只能采取文件和访问的方式,用文学、电影、大众传播甚或与战俘或被逐者等交谈的方式对日本民族性作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她正是运用跨文化比较法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对比、理解日本人,通过对不同背景的逻辑分析来确定其文化模式。从个人“恪守本分”到家庭生活以至“奉行圣志”等思想言行中,突出地勾划出形成日本民族性的文化模式,即所谓“双全性格”。 
二、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拓展 
1940～1950年间,在探求人类文化之所以变异的理论研究上,以美国人类学者为主的学者们,针对功能学派经常以分析一个社会的功能理论推展到全人类的社会这一缺失,起而提倡把人类学的理论用统计的方式证之于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况,发展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更有效地运用统计分析试图取得更具科学性的说服力。 
毫无疑问,当代人类学工作者强调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去探索人类群体的面貌。它着意的不是一个孤单的社会甚或一种社会习俗方面,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对待人类,即不限时空地对群体与群体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作出比较,做到普遍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