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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体化),进而达到识别文化的异同及其所以异同的目的。它寻找社会结构上变异的科学解说,同时又要证明人类群体本身及其习俗的来源和发展。比如说,对南非某一社会、新几内亚、中美洲的部落园艺、亚洲的牧人、欧洲的农民以及工业国家等等的记述,都需要人类学家的努力。庄重的人类学工作者并不想仅仅建立在西方社会的研究上,而把有关人类自身的文化如何深入完善而不顾,人类学工作者坚决主张,任何有关建设性的根据,必须建立在跨文化检验(Cross-Cultural Ex-animation)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这些概括被断定对人类社会是真实的话,那么,它一定对任何地方的人类及其社会也是真实的。对任何一位人类学工作者说来,西方社会只不过是情况之一罢了。当然,人类学工作者同样不赞成建立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中有关人类家庭组织的概括,原因是我们想知道的是:家庭的起源、发展和变化,不同地域家庭的异同,以及有关家庭的经济、政治组织、孩提抚养社会化、宗教、娱乐等等。这么一来,当人类学工作者接触某一特定社会有关的家庭组织这一课题时,他必须带着问题在更大的渊源上去考虑问题。他们应该意识到:对于某一种研究,作理论判断时,以一个族体为例与以全世界更多的族体为例是很有差别的。如果你所了解的是整个人类的文化时,那么,这种比较方法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默多克,他深信跨文化比较法 对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发现、研究和比较研究世界文明的成长讯息。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Survey)研究,并在1949年全面建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库。他是现代研究亲属称谓制度的先驱。其名著《社会结构》(1949年)就是运用上述档案资料对250个社会群体的家庭和亲属组织进行量化分析写成的。他提出夏威夷式、爱斯基摩式、易洛魁式、奥马哈式、克劳式、苏丹式等6种亲属称谓图式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采用。
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库,实际上是世界民族志的资料中心。默多克认为,尽管多种文化互不相同,但存在一些相同的发展模式,从世界许许多多的“样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中通过比较分析,从中可以发现不同族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文化特质,而族体之间的文化变迁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进化。默多克《世界文化大纲》(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 简称OCM)就世界6大地区(非洲、环地中海,东亚、太平洋岛屿、北美和南美)的群体分人类为88大类617小类的文化资料输入了由电脑控制的HRAF系统之中。迄今1994年止,HRAF共储存约4.5百万张微缩胶片,预计今后每年可以递增2500张胶片 。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取得所需的专题资料以便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是借助于这一档案库储存的资料完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多年实践,研究者利用HRAF档案库应十分重视与原型不一致的文化社会标本的文化特质的特殊背景所塑造的行为模式,否则,就很可能曲解具体文化的社会含义。今天看来,比方说,人类史前的经历较之传统的模式存在差异。例如考古学材料已经证明,过去人们认为采集狩猎的生活特点主要是平均主义的、流动性的和小规模的,现在,我们已经从澳大利亚、亚非等地农业集群的史前生活中了解到,当时人们过着大规模的,半固定的生活方式,有基本的等级制度,一部分人支配其他劳动、产品再分配和扩张居住地。至于狩猎社会的复杂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丘马什人中得到颇为充分的发展。这个社会包含了绘制本民族群体杰出的从事工艺美术的人员。质言之,利用这批资料进行跨文化比较时,要特别注意某一文化特质的时代属性,同一社会性质,即处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族体才能开展比较。如果掌握的资料不能令人满意时或者案例不多的情况下就不宜勉强进行。
现代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Herni Pirenne)说得好:“唯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 对于研究社会群体的文化及其行为模式的当代文化人类学说来,他是率先倡导文化比较、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的。今天,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平衡国际间的合作战略十分重要,因而研究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事象的异同及其联系,将有助于充实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群体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对人类文化的理解,进而开展接触和交流便在各国文化人类学工作者的视线之内。跨国、跨地区、跨学科(社会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经济学)等等跨文化比较研究有了引人注目的新发展。例如踏入20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首先运用文化人类学比较方法去处理神话题材的是英国第一个以创造神话研究影响文学及其直接来源的人、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他的不朽名著《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正是以泰勒的比较研究方法为手段去解剖宗教仪式与神话之中可见的宗教原始渊源。 到了90年代,有一位爱尔兰泰特罗(Antony Tatlow)教授有意识地将文化人类学引入比较文学,大大开拓了文化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新兴领域,称之为“本文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即主要通过人类创造的本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刻、绘画等窥探其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 又如在我国医学文化史上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跨文化传统(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特例”——即我国的人痘术外传到英国变型为牛痘而后返传到我国“其中有冲击,有变异,有融合,最终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一个特殊方面:“实际上异文化之间的交流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只是机制的启动,有迟有早,发生的效果有大有小而己。” 在欧洲以一个欧洲共同体的名誉组织常设协调机构——欧洲跨文化的相互认识TRANSCULTURA由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让•热•比松博士发起,主张以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纽带,提出“非欧洲人研究欧洲”的口号,于1987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第一届跨文化国际研讨会,宣布“双向文化人类学”(Reciprocal Anthropology)的诞生。他们认为:“文化的沟通是一种相互认识和承认的过程”,而那些顽固地站在欧洲文化的立场来审视和评估非欧洲文化、宣扬欧洲文化沙文主义的“单向文化人类学”正是相互认识和承认的一大障碍。该组织的第一件事是邀请非欧洲人去欧洲实地考察,去点评欧洲文化。而参加“双向文化人类学”活动的学者的学科背景广及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神学、音乐和绘画艺术、建筑设计、符号学、数学、生物学等等。继第二、第三届分别于1988年、1989年在意大利罗马、比利时举行之后,第四届跨文化国际研讨会已于1991年3月初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总议题是东西文化间的相互认识(A Transcultural Approch to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欧洲跨文化研究会以“双向认识的策略”为中心,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 当年与会的学者有从语言、文学、音乐、历史、宗教、哲学、社会、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不同侧面,就东西文化交流中共同关心、涉及跨文化研究方法论、思维模式、认识导向、个体观与整体观、东西艺术特征分殊,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翻译的文化景景、语言与社会生活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它对我国从事跨国、跨地区、跨群体文化研究并以“双向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去取代“单向文化人类学”的指导起着推动的作用。
三、 余 论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William A Haviland)严肃地指出:“理想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应该产生于广泛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跨文化研究者考察世界性实例为的是探讨他们对文化现象的解释是否能广泛运用于全世界。” 这一段具有指导意义的话,是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的。近百年来文化人类学发展史表明,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但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自身在田野调查访问以至室内整理研究过程中研究人类群体文化的必要工具,而且,像上文粗略地介绍过一样,这种方法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认同和使用。
但是,应该承认,在我们的队伍中,有的人有意无意地割断我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史,既不承认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作用和今天的地位,又给这种研究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前者出现在近年出版的一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人员必读的基本著作”的“修订本”上,即在实地调查方法和文化研究专章,完全没有文化比较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地位。后者则发生在1991年3月上述欧洲跨文化研究会在我国南方以双向认识的策略为中心议题的国际会议前夕。当时,有一位从事民族学教学和研究多年的教师竟然把跨文化比较研究诬之为“殖民主义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
如何消除上述某些人的偏见和设置的框框?万应的良方是没有的,我想,加强学习,勤于实践、尊重历史、尊重科学才是最好的出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志资料丰富多彩,成文的史料地志之类数以千万计,以上引HPAF档案库不同的倒是未经精心整理分散于各省、市、自治区研究与教学等单位而己。比方说,以亲属制度为例,距今15年前有一位学者研究我国鄂温克式亲属制与摩尔根列举的类型不同 ,可以设想,如果我国从事原始社会史的民族学家与民族语言学家通力合用,按专题注意收集、分类资料,深入比较研究,我深信他们能够创建出亲属称谓图式也会在摩尔根和默多克成果之上。
我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我们。可以预见,我国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民族学工作者继续发挥跨文化比较研究在解剖民族社会历史面貌的同时,为人类学本土化,现代化建设同样发挥解剖和先导作用。 1 John Lubbock 1965 Pri-Historic Times, as Illstrated by Ancient Remains an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Savag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 P. 416. 转引自M. Harris 1968 The Rise of th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Culture. Harger and Row, Publishers. P P. 151～152.
2 [美]E.哈奇著,黄应贵,郑美能编译,张纪新,张莉校《人与文化理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27页。
3 原是生物上的术语,意思是不同的生物表现出同类的形态来适应进化。在文化人类学上指各种不同类文化中产生和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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