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探索人类群体的具体文化发展脉络时,通过对“社会的化石”——文化残存的研究,上下求索,可以为历史、考古和民俗及人类学研究等多种学科提供解决问题的信息是颇有成效的。 

[关键词]　文化残存　研究　信息 

一、从泰勒的主张谈起 
在一组条件下发生,并当那种条件消失时仍坚持存在一段岁月的历史文化现象,在人类学上,称为Survival。这一专称,在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如遗俗、遗留、残余、残存法、历史痕迹、历史遗留物、文化历史残余等等,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文化残存”研究。 
Survival借自生物学的术语。它的意思是:在“文明人的性质中有许多最有势力的倾向是残余的。这些倾向在早先的野蛮时代是极有功用的,但因情况改变,现在不再有用了。他们遵照残余的公律,像人体上的阑尾、耳筋及其他无用的部分一样,还占据我们性质中的一部分。达尔文说:“人的身体内大约有八十种不同的残留部分——即八十种毫无功用的部分。我们性质中的残余部分,其比例比身体中的残余部分更大。”“有人说:文明拖着一条尾巴,是一条极长的尾巴。这条尾巴是观念、信仰及制度等组成。它在以往颇为人效劳,现在却已过时无用了。”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早期进化论的先驱泰勒(E. B. Tylor)早于1887年把Survival的科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上。泰勒著《原始文化》一书披露: 
“在那些帮助我们按迹探求世界文化的实际进程的证据中,有一广泛的事实阶梯。我认为可用‘遗留’(Survival)这个术语来标示这些事实。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 
泰勒进一步指出:“研究遗留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我们称为迷信的大部分正是属于遗留之中的。除此之外,无论遗留本身大部分是怎样不关重要,对遗留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清楚地了解遗留的本质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最后,泰勒还奉告读者要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 
“从古老的或衰亡的文化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应当只是适于文化发展的过去阶段。……为了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在我们自身的发展中起着好作用或坏作用的那些规律,我们应该研究蒙昧的和古老的民族。假若需要引用那种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古代风俗和蒙昧状态的例子,那么就可以从我们所引用的材料中找到它。” “要使人们头脑中铭刻下一种进化发展学说的印象,就要使他们尊敬自己的祖先,以继续从事往昔的进步工作……民族学的职责,在于揭示那些粗糙而古老的文化的遗留物……” 
这个从生物学借来的科学术语,通俗一点说,就是一种文化保留其形式于新的社会结构之中而失去其原来的实质作用。在所有的社会里,残存下来的古代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都可以作为明了以往文化阶段因素的证据和实例。换言之,残存即意味着某一文化要素虽失去其意义和功能,但仍处于现存的文化状态之中,当调查者无法直接了解上一代的文化轨迹时,它可以提供有力的线索。比方说,弓、箭和吊索在现代社会里不过是玩具吧了,但它们却是过去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时死亡预兆的记录。 泰勒认为:如果能够描述和分析好这些文化残存,很可能把先前的“文化阶段”重建起来。早期进化论学者十分重视文化残存的因素——即假定代表前一代的文化特质发现于后来的文化形迹之中,研究者可以用这种残存来证明前一代文化习俗的存在及其特性。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来说明,美国人类学先驱摩尔根生活在印第安易洛魁人中间,发现他们的亲属制度同他们的实际家庭关系相矛盾。他用表格询问法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西伯利亚、外蒙古、澳洲、非洲、美洲、太平洋群岛等地作了广泛的调查了解,发现了亲属称谓制度与婚姻家庭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的关系,即构成了亲属制度的称谓是家庭形态的记录,而且往往落后于家庭的发展,从而根据前者来复原已经消失去了的婚姻家庭形态。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 他从分析这个矛盾入手,以亲属制度追溯家庭形成的方法考察家庭的产生和发展,努力去恢复人类家庭形态的历史面貌,这个方法也可以说是摩尔根对泰勒“文化残存”概念运用于亲属称谓上的具体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文化残存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事实证明,开展这一方面研究对回答历史上某一地区内某一族体和这一族体与别的族体之间的文化关系,恢复各该族体社会文化面貌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在人类学工作者中间,据了解,除了马凌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等少数人之外,不同时代的学者如弗雷泽(J. G. Frazer)、杜尔干(E. Durkheim)、巴苛芬(J. J. Bachofen)、麦克林南(J. F. Mclennan)、梅恩(H. S. Maine)、刘布克(J. Lubbock)、以及穆多克(G. P. Murdock)、米德(M. Mead)和萨皮亚(E. Sapir)等都很重视并运用这个文化残存的概念于自己的研究之中,所不同的只是改称“文化化石”(Cultural Fossils)、“文化遗存”(Cultural Relic),“文化持续体”(Cultural Persistences)或“适应持续体”(Adaptive Persistenses),其实际意义都是一样的。即使是反进化论批评家罗维(R. H. Lowie)也不得不赞许泰勒,明确地说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只不过证实他早期判断的伟大而已。” 
作为文化人类学上功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马凌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什么反对文化残存的概念呢?这完全与他们长期以来那种不讲进化、不讲历史的主张分不开的。对于马凌诺夫斯基来说,社会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寻找文化方面的功能,而不是现存文化的过去形式。要了解一个社会,并不需要任何历史来加以解释;他一直坚持只知道功能就行了的观点。他曾经辩解过:“研究各族人民的历史没有任何必要。这种历史是不存在的,没有文字的各族人民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恢复历史的企图纯粹是个幻想。” 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 -Brown)同样认为“如果人类学家把他们的研究当作一种历史研究,他们就要求助于臆想和猜测,杜撰出一些‘仿历史的’或‘仿因果的’解释。” 因此,他们反对文化残存是不辩自明的。 
事实上,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国本土,对这种反历史的错误观点就己提出了批评。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伊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 Prichard)强调社会人类学与史学的关系,认为“一个人无需知道制度的演化过程,就可以了解某一时代制度的功能,正如一个人既研究了某一时代制度的组织,同时就等于研究了制度的过去和未来的演化”的论调,同样是“荒谬的”。即使是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美国的伊根(F. Eggan)也似乎改变过去忽视历史的观点,认为在人类学上不能“离开历史”这个研究了。 反观我国,在对现实问题调查研究上,个别学者不重视甚或不探究某一具体文化特质的背景材料去看问题、发议论也是存在的。 
二、文化残存提供多方面的信息 
在《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里,泰勒以两章的篇幅给读者重温过去世界不同地区有关迷信、儿童游戏、赌博、古代俗语、儿歌、语法、习俗以至巫术、魔法力、魔法、魔法行为、预兆、预言、预根、梦占卜、占星术、精灵、灵魂升空等等作为文化残存在人类进化史上所蕴含的原始意义。 
泰勒所叙述的只能说是“从太古到蒙昧时代到古代和中世纪”“旧习俗在新文化形态下保持的”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群体的层面。最后,泰勒诚挚地希望读者:“谁能够从这些情况以及本书将要叙述的许多其他情况中,了解现代文化和最原始的蒙昧人之间的那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那么,谁就不会再去责难那些注意和用力研究甚至最低级和最不重要的民族学事实的研究者,说他们为了满足空虚的好奇心而去浪费时间。” 
被恩格斯称之为“社会的化石” 的后进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婚丧喜庆、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等,无疑是历史的产物。它是族群生活中最保守的一面,在家庭关系上有着较大的力量。某些习俗的残存不仅与文献史料相印证,补考古资料之不足,而且还有助于追溯过去的生活面貌。列宁说过:“把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看作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时,在它中间随时都可以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 因此,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即使是一般的生活习俗,研究者也不要轻易放过。经验表明,我国许许多多的古代礼制习俗仍保留在当今兄弟民族的现实生活习惯之中。 它的本义,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中有不少见诸文献的习俗还没有得到学者们投入力量去发掘吧了。正如一位学者严正地指出:“关于婚姻的民歌和礼俗,保留着史学家们所不知道的过去时代的风俗。” 那些古老的民间故事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和民族历史的储存库。” 而宗教又是“古代风俗的贮藏库”。 通过对事物残存分析,不是可以追溯旧有的文化结构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面貌吗? 
就我国而论,根据历史文献、考古文物成果和现代民族志资料三方面所能提供的讯息,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远比泰勒或其他外国学者所掌握和知晓的还要多。 
首先在历史文献方面,除正史外,地方典籍繁多,其中属于少数民族的古籍更是类型繁、范围广和数量大;口头流传的文化遗产、民俗事象,更难估计。自1981年以来,不少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成果是运用上引的文化残存分析取得的。我认为:在开拓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新视野中,我们应该提到研究古代萨满教的活化石的专家学者们。正是他们为了重构创世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