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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贫困——农村贫困的一种分析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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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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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贫困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农村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多关注于经济与物质层面，本文从贫困的一般理论入手，对贫困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指出运用文化贫困理论在中国农村贫困研究中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文化贫困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构建文化贫困分析范式的基本构想。
关 键 词：文化贫困 农村贫困 分析范式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对于正在转型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有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等多种判断与界定，但诸种判断都没有把农民这个巨大的社会群体排斥在外，毫无疑问这种关注是以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的贫困为分析背景的,经由此，中国的“三农问题”也经历了一个地区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进而至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的过程。要彻底的解决横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世纪难题，首要的是要解决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舍此，其他的任何问题都无从谈起。然而目前对贫困的解释中，社会结构层次、贫困线与贫困地区，以及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性分析几乎占据了贫困研究的全部空间，而且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经济因素的分析，对西方文化贫困理论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忽视了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其中既潜伏了文化冲突的现实可能，又有可能导致因文化代际传播效应而出现“社会断裂”现象。
在传统经济资源稀缺的前提下，经济贫困及其扶贫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贫困的含义与扶贫的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背后是显著的知识水平的地区差距，知识发展与文化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府转型的重要力量，进而，知识是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重要的可控因素。中国能否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两大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解决知识差距的问题。①当今中国反贫困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通过全面的反贫困行动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全面发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而非解决单纯的吃饭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在于对贫困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引入文化贫困的分析理论与范式，对农村社会的文化贫困作一定的分析，研究的日的在于吸引学界对农村贫困中文化贫困的进一步关注，以便在农村社会转型中能纳入文化脱贫的战略，以更为全面的视角进行农村贫困解除的研究。
一、贫困的理论回顾
贫困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并且以各种方式与形态困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在社会变迁时期又如何变化？对此，有着来自于实践于各种理论的解释。一般认为，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料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即人们生产和生活资料缺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该定义既用于定量即绝对贫困，也可用于定性即相对贫困的描述。绝对贫困是指人们的收入达不到最低生理需要，相对贫困是指达不到社会公认基本生活水平线，远低于正常生活水平的群体。相对贫困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中。但是基于物质或经济层面的贫困理论并没有完好的解释和解除农民的贫困，这从政策层面对农村政策的盲目性和脱贫行动的实际困境中毕现无遗，阿马蒂亚·森就更进一步将贫困解释为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②我们需要进一步在贫困的解释中寻求答案，广义的贫困引入，把除了缺乏生活和再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之外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等方面的障碍考虑在内。
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概念最早由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简言之，它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持久不变的、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贫困文化对它的成员有独特的形态和明显的社会心理影响。”它表达“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刘易斯把美国社会中一小部分最穷者的思想习惯视为贫困文化，并从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四个层次上对贫困文化作了说明。
其后，D·P·莫伊尼汉提出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模式：(1)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流动的动力，环境也难以使他们有较高的成就动机。(2)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少，层次较低，这使得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3)低教育水平，较弱的竞争力，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4)低收入的职业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莫伊尼汉认为，以上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使贫困者很难摆脱贫困的纠缠，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班费尔德在《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中分析了由于经济因素的落后引发了Montegranes村的独有贫困文化，而文化又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③
美国社会学家M.罗吉斯和J.伯德格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提出农村贫民亚文化概念,认为,由于贫民收入低,在社会处于受压迫地位,也由于他们除了贫穷以外很少知道其他东西,美国的120万的乡村贫民表现出与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的贫民亚文化有下列特征:个人主义、传统主义、家庭指向、宿命论、个人中心的人际关系……。J.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在讲到农村现代化时提出了“文化接触”理论,他认为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到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这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④
通过对西方社会学文化贫困理论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贫困既有结构性因素即经济因素的一面，又有文化性因素的一面。一定的政策安排、社会设置、市场机会的缺失固然决定了农民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但这种因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主要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来改变，虽然很难，但与文化性因素相比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而造成农民贫困的文化因素及其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贫困现象，将比经济因素更难以消除。
二、农村文化贫困的历史渊源
中国社会有着长久的农业社会历史和由此形成的农耕文化与农业文明，对这种文化优劣的评判抛开不说，农业文明正在经受着比它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冲击，代表了农业文明主体的农民在这种文化冲击与转型中的文化资源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孙立平早就指出“断裂社会”在城乡社会结构上的体现，实际上，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结构断裂后面的文化断裂，它不但是社会断裂加剧的深层原因，而且成为潜在的社会思想冲突的根源。
回顾号称地大物博、文化悠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农民是农业文明的主体，但是在长久的中国历史里，中国的文化资源一直牢牢的掌握在社会中占极小比例的一部分人——士的手中，农民的游离于文化的表层，仅仅接受了社会主导阶层所规定的一套文化制度体系。农民阶层在整体层面上早现出晏阳初先生所说的“愚弱贫私”的落后状态，本世纪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发现了农村贫困中的这一深层因素，并致力于消除农村文化贫困，但却在悲情中宣告失败。
建国以来，农民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但是囿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追赶型战略，农业和农民再次成为“剪刀差”的承受者与贡献者，这进一步通过制度体系的演化形成了稳固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农民再一次失去了文化脱贫的时机，梁漱溟先生尖锐的指出“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由于在当时状况下可维持农民的吃饭与农村社会的稳定，这种文化贫困没有引起主导层与城市居民的足够重视，顶多只是到改革开放初期，初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视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粗人，城市社会产生对农民的社会排斥，而改革开放使得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异质文化也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交流，在交流中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旧时遗留下来的微薄文化遗产早已不能够应对时代的需求，他们开始逐渐寻求自身的文化，“经济增值发展观”主导之下的文化贫困危机才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封建主义迷信死灰复燃，低俗文化盛行，而在进城没有得到职业游荡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中滋生了反社会的流民文化，这一切开始逐渐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时至今日，农民文化贫困在此消彼长的态势之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
三、农村文化贫困的特征与机制
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争议颇多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包括了除物质层面以外的所有精神创造物及其体制体系。对所包涵在文化框架下的所有论述，基本关注点在于农民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源拥有的提高，其次在于多元文化之间社会快速转型期文化整合的需求。
(一)教育资源——农民文化贫困的起点与决定性力量
教育资源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都不能忽略的分析因素，教育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但会影响受教育本人，而且会通过代际传播影响至下一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摆脱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必由之路。那么，农村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怎样的一幅状况呢?
在我国现行的“分级办学”制度下，城市的办学资金由国家承担，而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资中，中央政府仅占2％，省市级占11％，县级占9％，而乡镇负担则高达78％。乡镇的负担都几乎原封不动的转嫁到相比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3的广大农民身上。从1985-1995年全国对农民征集的“教育附加费”总额超过1100亿元，而仅1993-1999年7年间，从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人民币。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城市中小学正在普及外语与计算机教育时，农村地区的多数小学和初中运行经费难以维系，甚至教师工资都难以保障，2000年4月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总额高达135.6亿元人民币。⑤1999年，小学生人均经费城乡差距为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为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416.7元)，体现在高等教育上，高校收费改革启动以2000年学费的最低标准4200元计，相当于1999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210元)的190％。一方面使农民子女对上大学望而却步，即使入学也是大部分分流到普通院校与冷门专业。另一方面农村倾全力(借帐累债)所培养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跳出农门远离农村，与农村本身的发展无甚关联。正所谓“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
正如学者所言，在未来数[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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