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这段话浸含着东林党人的血泪，也是对宋代以来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总结。“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这种情况王夫之也深有所见，但黄宗羲从中得出的结论不像王夫之那样消极。他说：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这就是说，要把定夺“是非”的权力从朝廷转移到“学校”[67]，如果“学校”有了这样的权力，“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这里的“不敢”二字很重要，包含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吾故曰：黄宗羲的思想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68]。戊戌变法时期，《明夷待访录》被梁启超、谭嗣同等“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它在当时“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69]。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看似与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实质上也正符合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70]。

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没有了君主的权势，儒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当然不复存在。因而，王夫之已先发的“民间儒学”可适逢其运。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因而，除了“士”（知识分子）阶层外，农、工、商等阶层也应成为“政治主体”。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是失败了，而知识分子与农、工、商等阶层“共治天下”正是可行、当行的道路。

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外王”，而儒者个人“安身立命”的“内圣”也应恪守。只不过“内圣外王”不再落在“得君行道”的格局内，而是落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我与当代新儒家所不同者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儒家哲学并不主张“两层存有”（所谓“一心开二门”），而是只有一个“人间世界”或“生活世界”，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依之而立”，因此，儒家的“内圣”与“外王”都必须随着“生活世界”的发展而作调整、损益或转型，“内圣”亦应是“圣之时者”；二是“新外王”不能从“内圣”开出，而是要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开出。

最后，接续本文开头的引言，王夫之的“孤秦、陋宋”之说主要是针对秦以后的“私天下”，在“私天下”（君主集权）的格局内，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失败了，而王夫之“抱刘越石之孤愤”，对其作了偏执而苛刻的批评。我承认宋代文化（包括宋学）超越汉、唐，但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失败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必须改变“私天下”的政治格局，必须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走向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文化的复兴“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③]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9页。

[④] 同上书，第5-7、8页。

[⑤] 同上书，第117、118、183页。

[⑥] 余先生对这种反驳的回应，参见同上书的“附论三篇”。

[⑦]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⑧] 参见拙文《“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载《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⑨]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882页。

[⑩] 关于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参见拙文《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11] 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论整饬吏治的必要：“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

[12] 朱熹曾评论说：“范文正杰出之才。”“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13] 《范文正公集》苏轼《序》云：“庆历三年，轼始緫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塟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王安石在范仲淹死后作《祭范颍州文》，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临川文集》卷八十五）。

[14] 程颐《上仁宗皇帝书》中有“父珦又蒙延赏，今为国子博士”。蔡方鹿据此认为该书作于“皇祐二年恐是嘉祐二年之误”，参见《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按，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说，庆历新政“后十余年，先生（胡瑗）始来居太学”。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是在庆历新政的十三年之后，程颐上书“不报”即闲游太学，此时胡瑗主持之。 

[15] 王夫之亦论及宋仁宗的“无定志”，他说：“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宋论》卷四《仁宗十二》）二程正有鉴于此，故提出以“君志先定”为治道之本。王夫之则反是，认为此时应“持之以静正，养之以和平，需之以从容……奉祖宗之成宪以折其狂兴，息搏击之锋铓以杜其反噬，犹庶乎其有定也”。他针对由庆历新政引起的政争而评论说：“人知熙、丰以后，议论繁兴，毒痡四海，激盗贼，召夷狄；亦恶知滥觞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同上）

[1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总序，第3页。

[17] 同上书，第210页。按，朱熹此说当本于欧阳修的《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南宋理宗时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宋元学案·序录》亦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在北宋以后的士大夫中，可能只有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刻的批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簷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倖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宋论》卷四《仁宗九》）

[1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10、230页。

[19] 同上书，第184、189页。

[20]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21]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之二“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第7-35页。

[22] 蔡上翔指出：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少议论早已先发之于范仲淹所条陈的“十事”之中（《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余英时先生说，此看法“自然是正确的”。见《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96页。

[23]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页。

[24] 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告诫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在他临终所上的《遗表》中，痛切地回顾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范文正公集》卷十六）

[25] 朱熹说：“使二先生（横渠、明道）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朱子语类》卷一三○）

[2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8-9页。

[27] 同上书，第36页。

[28] 同上书，第45页。

[29] 范仲淹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30] 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285页。漆侠先生在此书中说：范仲淹“成为士大夫群中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第289页）。因此，我认为将第一阶段称之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时期”是合适的。

[3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11页。

[32] 同上书，第48页。

[33] 同上书，第880页。

[34] 同上书，第302、312、409页。

[35] 学术界一直流行把李觏与王安石相联系，如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在述王安石的新学之前述其“先驱”李觏的思想，而范仲淹的思想则付之阙如。范仲淹的历史地位一直被宋初三先生、王安石等所掩，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参见拙文《“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3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4页。

[37] 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240、289页。

[38] 另参《李觏集·年谱》：景祐四年（1037），李觏“乡举不利而往鄱阳访范公”。《范文正公集·年谱》：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移书李觏，言“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云云。翌年，范再次移书李觏，延请其到越州讲学。《李觏集·年谱》：康定元年（1040），李觏“往越州赴范高平公招”。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上《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翌年，李觏“赴范文正公招于杭州，范公再荐于朝”，“旨授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