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仔細分析了朱子視經典為「聖人之書」，讀經典是為了學聖人並認識恆常的天理這兩個基本前提；並將朱子的思路與當代的存有詮釋學做一比較，指出兩者間的一些基本差異。對於朱子而言，經典的核心價值，在於他們是聖人之書；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則在於他們徹底體現了大公無私的天理。在朱子看來，讀者有可能瞭解經典的「本意」，其原因在於作者與讀者分享了共同的宇宙與人生道理。相較於存有詮釋學從此有出發，強調人類知識與理解不可避免的有限性與主觀性，朱子則一方面強調人的有限性，一方面卻提出大公無私的聖人境界，以為道理與做人的極則。他認為聖人從一種無執無我，亦即無私的心境所自然流出或照見的道理，極其深刻、平實、精密、普遍、周延，而能夠成為人們所共同分享與認知的最高道理。這種以心性修養為基礎的聖人之學，並不在存有詮釋學的視域之中。二者的基本差異，應在於對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的看法。朱子以無我之境界為最高的追求，所以更重視那具有「恆常性」意義的天理人性；而存有詮釋學則特別強調並探討人類存有與知見的主觀性及限制性。 

關鍵詞：朱子　經典詮釋　前提　天理　聖人　恆常性　長存　存有詮釋學　海德格　迦德默

一、前言

二、經典內涵的恆常性

三、有我與無我

四、天理的恆常性

五、結語

一、前言

朱子讀經與解經時的基本目標是「合符於聖人之心」。[1]他對經典的解釋，則建立在經典是「聖人之書」這一基本前提之上。這個前提乍看十分平常，平常到早已被現代國人所忘卻或忽視，然而對於古代的解經傳統而言，此事卻如空氣與水一般重要，其內涵亦十分深邃。在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傳統中，一位作者在說明何謂「聖人」，以及那些作品或事務最能代表聖人時，其實就是在定義他們心目中最高的道理、學術以及生命的方向。不認識這些思想脈絡，勢必無法契入作者的根本追求。因此，從一個思想史的角度來說，要瞭解前人的解經態度，就不能不仔細研究他心目中的聖人與聖人之書的意涵。

本文的主旨在於說明朱子解經時所持的前提假設之基本內容與理路。文章首先將指出朱子視經典為「聖人之書」這一關鍵性前提，而後仔細分析此前提的基本性質、內涵與思想脈絡。為了表現朱子思想的特色，也為了澄清許多學者對於朱子的經典解釋之誤會，本文特別將朱子的思路與當代的存有詮釋學做一比較，指出其中的一些基本差異。至於朱子的觀點是否正確，則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

當代學人對於朱子的經典詮釋，已作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然而對於古人視經典為聖人之書，則往往忽略或視為當然，而未能深入探索其意涵。因此對於朱子解經的基本態度、前提假設及其詮釋學上的意義之認識有所不足。其中如鄭宗義先生的〈論朱子對經典解釋的看法〉，分從「考證」、「經世」、「為己功夫」三方面分析朱子如何融合了儒家解經傳統中這幾個重要面向。並進一步從存有詮釋學（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角度，對朱子解經方法的意義詳作發揮。該文頗多精闢的見解，然而對於經典是「聖人之書」，讀經典是學做聖人並認識恆常的天理這個基本前提，卻未曾深入探討。因而未能充分認識朱子如何解經，及其經典詮釋與西方存有詮釋學的根本差異。[2]

邵東方先生的近作〈朱子讀書解經之詮釋學分析──與伽達默爾之比較〉，亦主要從存有詮釋學的角度來分析朱子解經的態度。邵先生指出朱子解經所追求的是「本文原意」，而存有詮釋學則認為作者的原意並不可得，兩者的基本假設大為不同。與此同時，他也指出朱子與伽達默的認識觀點有許多可相呼應之處。然而邵文主要在發揮存有詮釋學的觀點，對於朱子的立場之說明似嫌單薄。所以該文最後雖然並不否定朱子「追求原意」與建立方法論的努力，對其意義卻較缺乏深入的闡釋。[3]另外楊儒賓先生的〈水月與記籍──理學家如何詮釋經典〉，對於朱子與陸王一派學者對經典的本質之看法及其間的基本差異，亦做了深入的探討。[4]然而他對於聖人之書之所以為聖人之書，以及孔孟、程朱乃至陸王所言道理的「連續性」的分析亦似乎有所不足，使其所論偏向於批判朱子與理學家解經的主觀性與「斷裂性」。對於朱子所繼承於孔孟之處，及朱子解經的方式似乎欠缺同情的理解。[5]

整體而言，當代有關朱子與其經典詮釋的研究，都受到西方當代存有詮釋學所強調的「歷史性」（historicality）、「主觀性」與「差異性」的影響。從而對於朱子解經時所重視的「本文原意」、「聖人本意」與天理的一貫性採取批判的態度。這種新看法的確有助於我們認識古人解經時所受到各自的存有處境、世界觀及認知方式的限制，然而卻也使我們對於傳統上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的連續性與恆常性內涵這一方面的認識有所不足。本文對於經典之所以為聖人之書的分析，希望能夠補充這方面的不足。而朱子對於經典的態度及其對經典所具有的恆常價值之發揮，也正可以讓我們認識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的基本特質，及其與西方當代存有詮釋學的差別。

二、經典內涵的恆常性

對於朱子而言，經典的核心價值，在於他們是聖人之書。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則在於他們大公無私、心地清明廣大而能徹底認識並體現天理。四書六經，或直接是聖人所言的紀錄，或是經過聖人整理的文獻，因而是天理的紀錄與展現。至於其內涵的恆常性，則立基於天理的恆常性。朱子相信禮有因革，孔子是聖之時者，易道依時位而應物。所以此處所謂天理的恆常性，並非一套固定而不變的教條，而是指天地與人生的道理有其經常的軌轍及不易的本源。該源頭或所謂「道體」（太極、理一）雖恆常，展現在萬事萬物中的理路卻變化多姿，有如造化自然，難以一律。然而萬事萬物雖變化多姿，其中卻依然有其一貫經常的軌道，即所謂「理一分殊」。這道理常在，卻不能決定、要求事物一定遵循之，此所謂「理氣不離不雜」、「氣強而理弱」。然而事物一旦偏離這個道理，卻必然出問題，此所謂恆常。[6]朱子說：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遍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7]

這「不離不雜」、「一而分殊」、「一而多姿」的恆常天理，唯有大公無私、心地清明廣大的聖人才能充分而正確地認識。一般人為個人的缺陷與執著所障蔽，通常只能認識到天理的部分：

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8]

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卻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9]

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10]

對於朱子而言，解經最重要的還不僅是認識聖經文本的原意，而是去認識那恆常的天理。他認為即使聖人未曾闡明那些道理，這天理也常在天地之間。而聖人與經典在歷史上的意義，正在於發明那道理：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遍。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11]

就時間的距離言之，伏羲、文王、孔子時代相距甚遠，然而他們一切所言，只是發明那一貫的一陰一陽的道理。就空間的距離言之，其所言善惡，千里之外均有所感應。在朱子看來，宇宙的根本道理恆常存在，處處可感通。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充分闡明這些道理。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在記載這些道理。而學者之所學，亦在學習這些常存的道理。正因為天理常存，所以異時空的學者，可以對此道理有相同或至少是近似的體會。後世人讀《易經》所載陰陽變化之理，其實是透過了伏羲、文王、孔子的睿智去認識那恆常的道理。這道理既然長存天地之間，所以學者透過誦讀、觀察天地萬有之象、自身修養體驗，所認識的，也應是同一個道理。朱子曾指出伏羲、文王、孔子的《易》雖各有不同，卻是對同一個陰陽之理一層又詳盡過一層的發揮。[12]換言之，道理只有一個，發揮與解說卻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在朱子而言，他何嘗不知自己解經時所用的理氣性命等詞語與說法與漢唐以降諸儒，乃至經典本文有所不同。然而道理既然是同一個，自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說明。

朱子所強調道理的恆常性，與西方傳統真理（Truth）觀之強調真理的超越性或普遍性雖不相同，卻仍有一定的類似性。[13]而其說法與二十世紀以降當代的真理觀則大為不同。現代、當代西方學術，對於超越而普遍的真理觀頗為懷疑，並認為超越時空的永恆真理觀，僅為一種未經批判的信仰。相應於真理觀的式微，二十世紀主流的認識論觀點強調人類理解能力的各種限制與知識的主觀及有限性。其中如約翰．杜威（John Dewey）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測不準原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的哥本哈根學派詮釋、科學史研究中的典範（paradigm）變遷論、科學哲學對於知識的工具論（instrumentalism）看法、卡爾．波普（Carl Popper）對於知識的否證法觀點，都為學界所熟知並大體奉為圭臬。今日流行的後現代主義對理性論與真理觀的批判更是推到極致，從而產生了一種主觀主義、相對主義與幾近虛無主義的觀點。

較後現代主義持平，對人類理解現象的複雜性做出深刻剖析，並企圖在主客觀中間達到一種平衡狀態的，當屬當代的存有詮釋學。[14]存有詮釋學強調人類對於任何事物的理解（understanding），不能脫離自身存有的狀態，尤其是其歷史與語言的處境。[15]我們存在於一個以「此有」（Dasein, Being-there, Being-in-the-world，即人類）為中心的世界（world）之中，沒有此有則此世界（my world）不成其為世界，沒有此世界，則此有不成為此有。傳統的主體主義及主客對立的觀點是錯誤的，因其未對此有（所謂主體、我）的存在狀態作深刻的反省，不明瞭此有與世界不可分割的關係。[16]個人（此有）必須透過理解，不斷擴大其存有的視域（horizon），與世界溝通，使此世界為我所有（act of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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