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西方文化在近现代对东方中华文化的冲击及中国面对这些挑战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上所作的被动的、直接的回应作了回顾分析，指出了在这些回应中，东方文化几乎被放弃的现象。而当代尤其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解决其最佳的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就正是中华和合人文的精神。中华和合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包涵差异与和生，存相与式能、冲突与融合、汰劣与择优、烦恼与和乐等五大义蕴，进而指出和合人文精神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等五大原理应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原理和最高价值。

一、西方文化对东方中华文化的冲击

世纪之交，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新理论、新思维的起点上，反省、总结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次大革命，以及世纪末的冷战向后冷战转变等等的风云变幻，以寻求、规划21世纪人类的命运和走向。世界和东亚的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思考下个世纪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以及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关系，应以什么新原理、新原则来建构新关系、新秩序、新规范，使人人能安身立命。

20世纪是冲突、对抗、科技的世纪，是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的世纪，其性质以民族的、种族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对抗为主导。21世纪将是和平、融合、生态的世纪，强与弱、富与贫、大与小冲突融合，其性质是以民族的、宗教的、科技的、经济的融突为主导，归根结蒂是以文化为主导。因此，21世纪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世纪，即文化融突的和合世纪，亦可谓之曰：文明融突的和合世界。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的。人类社会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的选择，总体上说也不能不讲是文化上的差异。它包括器物的、制度的、价值的、精神的等等，是一种和合的驱力。

世界的近代化（工业化），是从西方首先起步的，与此同步是世界化的殖民运动及掠夺财富、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西方列强便伴随着殖民化和武力侵略、杀戮无辜、烧抢文物、掠劫资源、瓜分市场以及进行罪恶的毒品贸易等形式，威胁、 冲击、 侵略东西方各个弱小国家。 1840年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占香港，勒索巨额赔款，控制关税，获得领事裁判权等。接着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订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剥夺中国海关自主权，以关税的进口税低于出口税，外贸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商税低于华商税的税率倒置，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品及其他商品。并垄断中国对外运输业、控制铁路修建和管理、电讯架设权、矿产开采权及中国金融市场等。

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使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和发展条件；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西方列强各国利用侵略东方和中国所取得权益、巨额赔款、资源劳力，来实现或加速其工业化的进程，又使东方和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越来越落后于西方。

从文化角度来审视，东方和中国文化在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的对策。中国士大夫屈尊“师夷”，这是华夏传统价值观的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以器物层面的军事科学技术而入，开启自卫型的近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思想，以发展机器生产为近代化发轫的标志。

“师夷”观念的转变，一方面说明向西方学习，引进科学技术的必要；另一方面要保持民族的自尊意识。中国的衰弱是由于社会风气不开，只要变古，“风气日升，智慧日出”，那么“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2〕并不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如西方人。 “师夷长技”尽管出于“制夷”的需要和宗旨，但亦是对于西方工具理性优势的认同，说明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开阔的胸怀和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冯桂芬、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倡导“采西学”，指出中国必须改变不如“夷”的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3〕。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人才、管理方面的反省和检讨。在冯桂芬等人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自觉意识和民族危亡的责任感，提出了改革中学，使中华传统文化以适应世界文化变化的形势。

在东方和中国受西方之侵略和殖民的情况下，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和视野，往往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即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一被动的、直接的回应。就中国当时社会文化氛围而言，正处于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之中，以及在转型中传统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仍占主导的状况下，思想家、政治家所提出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案，无疑是有限度的。他们只能根据当时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来设想、规划文化蓝图以及操作的方法。

这些方案，如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蕴含中学为本、西学为辅的意思。 他还建议改革科举，推广西学，裁汰冗官，简化律例，发展农桑，聘请外国技师设制船炮等，这些均被洋务派所采用。这种“本辅”论的逻辑引伸，必然出现传统与现代、变与不变的冲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出”〔5〕。这就肯定了一个前提：中国孔子之道是永恒不变的，可变的仅是其形下层面的“器”。“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6〕。 在这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制约下，只能作变与不变，中西相胜互补的会通和思考。这种思考的理论概括，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7〕。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亦提“中体西用”。它作为西学东渐的直觉回应方式，较之最初西技随炮舰而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回应，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广度深度上，均大大超过了。

中国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是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的过程。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中国传统的儒教，已不感兴趣，以为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或自己。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和“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等，作为回应西学的方式。这就其本质来说，其所思考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提升多少，仍停留在19世纪末的水平上。
    当时东方有识之士（包括中国）囿于内因外缘和社会迫切需解决的现实的救亡图存问题，他们所思考问题的范围，无论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价值观层面，都以西方为楷模，参照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思维来批判、指责或否定东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程中所触及和所思考过的问题，甚至是已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他们所思考的较之西方落后了一个层次。

从形而上学层面的人文学说而言，对西方文化也是以“拿来主义”为价值取向，就是以西方学说为指导，来改造东方传统思想学术，或把东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框架。以至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释义，也是以西方的内涵为内涵，西方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西方的真理为真理，而不得违反。这样长此以往，使东方文化的自立、自主、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挫伤和丧失，民族的独立性、自尊性意识受到损害和削弱。这些又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殖民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文化心理的滋长相表里。于是近现代的东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后面爬行。以引进、接纳、消化西方学术思想为任务，以西方的思潮为思潮。如实用主义思潮、新实在论思潮、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分析哲学热等等，无一不紧跟西方，唯恐跟之不及。

在这种思想理路下，东方和中国近现代的改良家、变法家、革命家，无一不以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为样板，照搬照抄。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家、宣传家。如果能有所结合本国实际，就算是有所创造了。这样东方和中国失去了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关注及相应的回应，在人类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上，听不到东方和中国文化应有的声音、主张和设想。东方文化几乎放弃了，或者说不自觉地退出了人类和世界的舞台，西方文化占据了人类和世界的殿堂。这就助长了西方文化傲视世界的气势，处处居世界浪尖之先。

二、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责任

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四小龙”的出现，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东亚的刮目相看和震惊。本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从伦理精神，即从文化的视角探索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即精神力量之间的生命联系，就是新教伦理。这就是说，一种精神力量都是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深切的渊源的。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按照这种理论，认为东亚经济的整体腾飞，无疑在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并与东亚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东亚崛起的世纪，它将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中华民族也将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样，客观上把东方文化（以东亚为中心）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台。

而东方学者在思考东亚经济起飞事业的背后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时，开始摆脱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尺度、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典范为典范的思考方法；开始涉足和接触西方学者正在思考而未解决的前沿问题，不是仅仅跟在西方人的后面，而是自觉地、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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