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修《元史》，成书仓促，叙事疏谬，多受学者批评。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元史》，集十余名专家数年之力，广泛采集《元史》不同版本、诸家续修元史和各种元代史料，写出校勘记2 800余条，订正了《元史》文字中大量的讹倒衍脱之处，允称善本。然校书如扫落叶，以《元史》卷帙之多、错谬之众，要想将其中的错误全部校理无遗，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本文拟以《元典章》为材料来源，对校点本未曾校出的《元史》错误举例若干，或有助于《元史》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史》本纪、志、表部分的史料价值高于列传。因为除元末顺帝一朝以外，本纪内容皆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志、表内容皆取材于《经世大典》。《实录》、《经世大典》现均已亡佚，故而《元史》本纪、志、表的材料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就现在来看基本上已可视为元史的第一手资料。此言大体无误。不过如具体分析，本纪和志当中的一部分记载，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其最初的材料来源。因为无论《实录》和《经世大典》，主要都是抄撮、排比朝廷公文而成，这些公文原件，有一部分保存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庙学典礼》等元代政书之中，今天尚能看到。这几种政书，又以《元典章》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完整和原始。就《元典章》与《元史》纪、志相重复的内容而言，即使作为纪、志材料来源的《实录》和《经世大典》仍存于世，它们对有关问题记载的原始性也要逊于《元典章》。校点本《元史》已经大量利用《元典章》文书的内容进行校勘，但似乎利用得还不是完全充分。在70年代初，大陆地区尚无法看到元刻本《元典章》，只能使用错误万出的沈刻本，辅以陈垣《元典章校补》，辗转相校，十分不便，有所漏校也是比较正常的。现在我们已经通用元刻本《元典章》，对勘《元史》比过去方便多了。当然，即使是元刻本《元典章》，错误仍然极多，《元史》纪、志可以校正它的地方同样不少。本文暂且讨论以《元典章》校《元史》的问题，至于以《元史》校《元典章》，容日后有机会另行探讨。以下谨就对读《元典章》所见《元史》错误，分类陈述，敬请指正。

一  删节公文不当，致乖原意

 　　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卷首的《出版说明》，申明其校勘原则是“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元史》纪、志中有一类较为多见的错误，就是对原始公文删节、改写不当，以致有失原意（当然，这类错误既可能出现于《元史》编纂之时，也有可能在《实录》和《经世大典》中已经发生，具体细节绝大部分已不得其详）。严格说来，这种错误也属于史文“讹倒衍脱”之列，只不过其讹误并非一二字那么简单，而是一句甚或几句话，错得相对复杂一些。对这类错误，校点本《元史》有出校之例。如《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校点本本卷校勘记根据《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和《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杂禁·禁下番人口等物》两条原始公文，正确地指出《元史》此条记载“原意全乖，‘蒙古人’应作‘将蒙古人口’”，从而纠正了《元史》将原始公文中的宾语当作主语的谬误。这一类错误，通过对读《元典章》，还可以找到并改正若干。举例如下。
　　1.《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条（校点本337页）：

　　丙寅，……江西行省言：“吉、赣、湖南、广东、福建，以禁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

这段记载的原始公文，见于《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军器·拘收·弓箭库里顿放》：

　　尚书省咨，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奏过事内一件：“江西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吉、赣等处地面，湖南、广东、福建这地面相连着有。每年草贼生发呵，出备军器，聚集弓手人每收捕来。年时江南地面汉儿南人休把弓手（引者按，手字误，当据下引《通制条格》卷二七作箭）禁断时分，这里的弓手拘收了来。如今依着汉儿城子里与了的体例里与的’说将来有。俺商量的，在先中书省官人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教把呵，怎生？’么道奏呵，‘是也，那般者’，么道圣旨了来。如今依着那体例，路里十副，散府、州里七副，县里五副教执把，城子里达鲁花赤达达畏吾儿回回人每教管者。若收捕贼的勾当有呵，巡军根底教执把弓箭。无勾当时，拘收库里放着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好人根底委付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这条材料亦见于《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兵仗应给不应给》，文字基本相同，唯奏事时间误作至元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不难看出，本文件“许尉兵持弓矢”，指的只是湖南、广东、福建交界地区的“吉、赣等处地面”。《元史》将湖南、广东、福建三地区与吉、赣并列，一并作为“以禁弓矢，贼益发”和“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的范围，是错误的。

    2.《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闰四月条（393页）：

       庚申，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羡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山东都转运使司别思葛等增羡盐钞四千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恢办钱粮增亏赏罚》：

　　元贞元年八月，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元贞元年闰四月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汉儿、蛮子田地里合办的差发、税粮、盐等诸色钱粮数目，……各处委付着的行省官人每，并钱粮勾当里委付着的当该人每，去年勾当里在意向前，比合办额外增余的也有，办上额的也有，办不上额亏了的也有。南京省管着的两淮盐的勾当里行的人，每年时的勾当里怠慢，亏了五千定钞、十万引盐的上头，前者有车驾出大都来的那一日，失剌怯儿奏了，差的扎剌儿歹脱帖木儿、户部张尚书两个去来。做贼的勾当里入去来的人每，勘当得缘故是实，就那里要了罪过的勾当里，合着居役的交居役者，合罢了的交罢了。……京兆府盐的勾当里委付着的人每，去年比额多办出一万二千五百余定来。怯烈歹也先帖木儿等年时那里有来的省官每根底，做记验，与袄子；盐运司里向前干办来的人每根底，添与散官呵，怎生？又济南运司的盐课，在先年分不曾办额来。去年别思哈等除额外，多办出四千余定来。这的每根底，做记验，各与一个袄子。……怎生？”奏呵，“您的是也。向前在意来的每根底，添名分，更与赏者。”圣旨了也。钦此。

按《元典章》所谓“南京省”，即《元史》中的河南行省，“京兆府”代指陕西行省，“济南运司”即山东都转运使司。由《元典章》原文可见，元贞元年奉命前往河南行省查办亏空事件的，是“扎剌儿歹脱帖木儿”和“户部张尚书”两个人，“扎剌儿歹脱帖木儿”也就是“扎剌儿部的脱帖木儿”，“扎剌儿歹”是部族名。《元史》误将其当作人名，所谓“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应当改为“遣脱帖木儿等往鞫实”。
　　如所周知，元代蒙古人有名无姓，又常以部族名命人名，男称“某某（部族名）歹（或台、带、  等同音字）”，女称“某某真”。以某部族名命名的人，未必出自该部族，甚至就目前所知绝大部分例子而言，都肯定并非该部族成员[1]。当元史载籍中出现“某某歹（或台、带、  等）”、“某某真”时，我们通常都将其视为人名。然而上引《元典章》这条材料却提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某某歹（或台、带、  等）”、“某某真”，也许就是指“某部族的人”，而非单独专用的人名。当然这样的用法可能比较少见，但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上引《元典章》文件后半段出现的“怯烈歹也先帖木儿”，含义同样也是指“怯烈部的也先帖木儿”，并非“怯烈歹”和“也先帖木儿”。请看同卷同目的另一份文件《场务官·增余课钞迁赏》：

　　行中书省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七月十五日奏过事内一件：“‘管办钱的人每，办上额外中增一分呵，与赏，更添名分’么道来。如今各省里的去年办到的，虽有增余呵，不及赏的分数。唯京兆省、福建省这两处的呵，到给赏的分数。去年为京兆省的向前来的上头，也先帖木儿等省官每根底做记验，各与一个家袄子来。……”

这条材料最后一句话，说的明显就是上一条材料中后半段的内容。上一条材料所谓“怯烈歹也先帖木儿等年时那里有来的省官每”，到这条材料中变成了简单的“也先帖木儿等省官每”，可见上条中的“怯烈歹”只是部族名、修饰语，并非单独的人名。稽诸史籍，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一时期的陕西行省有名叫“怯烈歹”的长官。相反也先帖木儿却有不少材料。他早年以世祖忽必烈近侍的身份，与不忽木、秃忽鲁等人同受学于许衡。至元三十一年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三月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任相不足一年，次年正月去职。封（应当是追封）咸宁王，谥贞献[2]。已经知道的各种材料都没有提到他的族属，据前引《元典章》来看，这位也先帖木儿显然是克烈（即怯烈）部人。

　　3.《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条（405页）：

　　癸酉，诏……云南、福建官吏满任者，给驿以归。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船轿·任回官员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书省准中书省咨。来咨，奏准“福建、云南任回官员，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应付站船”，钦此。……照得先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俺管底城子里做官来的人每，田地远么道，不肯来有。如今怎生般来的每根底，去时分铺马里去了，月日满呵，回来时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书的每根底，自己的长行头口里回来呵，沿路站里他每的马每根底，草料交与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说来的，站里安下，饮食草料交吃着来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又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过事内一件，“云南、福建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那里赴任去的官人每，铺马里去有。任满回来呵，长行马里来有。那般呵，煞生受有。人（引者按：此字疑衍）又那里做官人去的殁了呵，息妇孩儿每出来不得。’说将来有。俺商量的，这的每出来时节，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呵，站船里来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钦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员品级各得站船数目，开坐前去，仰照验依上施行。

可见当时的规定，是在云南、福建任满北归的官员，旱路骑“长行马”，水路则乘站船。乘站船可称“给驿”，骑长行马就不然了。上面这条文件讲得很清楚，任满官员骑的长行马，是“自己的长行头口”。虽然可以在驿站歇息，享受饮食、草料供应，但毕竟是自备马匹，与骑乘驿站官马不同，负担仍然较重，“煞生受有”。因此，朝廷才允许他们遇水路乘坐驿站官船，以适当减轻个人负担。幸运的是，在现存《永乐大典》残卷所载《经世大典》部分内容中，也可以见到这份文件。《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引《经世大典·站赤》：

　　（元贞二年）六月，丞相完泽、左丞相吉丁（引者按：当作左丞杨吉丁。“相”、“杨”二字形近致误。杨吉丁又名杨炎龙，其任左丞事，见《元史·成宗纪》及《宰相年表》）等奏：“云南、福建行省言，‘赴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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