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条材料与上引《元典章》所载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事是同一件事。唯《经世大典》所载“六月”，当为“六日”之误。因为就现存《经世大典·站赤》内容来看，其记载朝廷大臣奏事，例书月日，此条书月不书日，已属可疑。而且这一条材料的前面，又是七月二日的一份文件。只有将“六月”看作“（七月）六日”，才能解释得通。很明显，《经世大典》已对《元典章》所载蒙文直译体奏事公文作了改写，将原文的“长行马里来”改写为“乘己马”，“站船里来”改写为“官给驿舟送之”。改写的结果，含义更加明确。《元史》编者大概只看到后半句，以“给驿以归”一语笼统叙述，犯了严重的以偏概全错误。事实上，云南、福建行省提到的病故官员家属回乡问题，直到英宗即位后方才获准乘驿[3]。而任满官员自己能否“给驿以归”，似乎一直没有获得明确首肯。
　　在此顺便就元朝官员乘驿问题多说几句。元朝广设驿站，目的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4]，主要供朝廷官员出差、以及诸王、边将禀报军情急事时使用。至少在制度规定上，对给驿范围限制是很严的。从《经世大典·站赤》、《元典章》、《元史·兵志·站赤》所载各种规定来看，一般的地方官不要说任满回京、回乡，就是在任内因公务进京，或是赴任所上任，也不能普遍享受“给驿”待遇。至元十七年规定，外任官任所远在二千里以上，才“与铺马”，不足二千里的，只“教长行头口里去”。[5]元末成书的高丽汉语会话教科书《朴通事》中载有如下一段对话[6]：

　　你哥除在那里？除在南京应天府丞[7]。
　　几时行？昨日去了。
　　铺马里去也，长行马去？甚么长行马，五个铺马去了。
　　也不小可。去时节有甚么气像？比丞相争甚么？车马，茶褐罗伞，……那气像是气像。

可见直到元末，外官上任给驿前往，仍然并非通行待遇。当然元朝（特别是中后期）存在着严重的“给驿泛滥”、导致“站户困乏”的现象[8]，这是制度执行不严所致，并且破坏制度的人主要是诸王贵族、高级僧侣、朝廷大官，与我们上面谈的问题并不矛盾。

　　4.《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九年六月条（464页）：

　　庚辰，立皇子德寿为皇太子，诏告天下。……外任官五品以下并减一资。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八《礼部二·官制二·选格·外任减资升转》：

　　大德九年六月初五日，钦奉诏书内一款节该：外任官员较之内任，升转甚迟。但历在外两任，五品以下并减一资。

《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凡减资升等”条所载略同。可以此次诏书规定“减资”者，并非所有的五品以下外任官，而只包括其中已历在外两任者。《元史·成宗纪》无端省去“但历在外两任”一语，误。

　　5.《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2660页）：

　　诸亲属相盗，……其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者，缌麻小功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强盗者准凡盗论，杀伤者各依故杀伤法。

此条详见《元典章》新集《刑部·诸盗·总例·亲属尊卑相盗》：

　　延祐六年五月日，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该：御史台呈：“据监察御史呈：‘切详规财物者，情莫重于盗贼；论亲属者，义莫别于服制。故盗贼有强有切，亲属有尊有卑，即今无服亲属相犯者止科其罪，免追倍赃，俱不流配刺字，有服之亲亦无减等之条，是乃轻重不伦，亲疏无别。今后凡尊长于别居卑幼家切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切盗者，缌麻小功亲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周亲减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免追倍赃。其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以凡人论。庶尊卑之分别，刑法之允当。’本台具呈照详。”送刑部，议得：“御史台元呈监察御史所言，‘……今后凡尊长于别居卑幼家切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切盗者，缌麻小功亲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一（引者按：原文如此，据文义及上文当作二）等，周亲减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免追倍赃。其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以凡人论。’以此参详，如准所言相应。”都省准拟，咨请依上施行。

元末沈仲纬《刑统赋疏》的“通例”部分也收录了这件文书，文句小有脱落[9]。按《元典章》所谓“周亲”，亦即《元史》中的“期亲”（周、期同义），指服丧一年的齐衰之亲。这条材料讲的是对别居亲属之间盗窃行为的处罚（同居者共财，无所谓盗）。据《元典章》文义，这类犯罪行为可分四种：一，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二，尊长于卑幼家强盗；三，卑幼于尊长家窃盗；四，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一、二、三种犯罪，均根据亲属服制关系远近，分别比照凡人同类犯罪减刑一至三等。第四种情况，因为是卑幼强盗，出于保护尊长的角度，不再减刑，即以凡人犯罪论处。相反第二种情况是尊长强盗，仍然减刑。这是唐律以来中国古代法典“以礼入律”的表现之一。《元史》笼统说“强盗者准凡盗论”，并不确切，前面应当加上“卑幼于尊长家”的修饰语。另外校点本《元史》在标点这一段时，将“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与“若强盗”断开，后者紧接“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也是错误的。“若强盗”的主语同样是“别居尊长”，故应紧接前句，而与后句断开。“若”在这里是并列连词，并非“如果”之义。
　　《唐律疏议》卷二○《贼盗·盗缌麻小功财物》：“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以下的“疏议”解释说：此条只适用于“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三种情况。如果是“卑幼于尊长家强盗”，则要按照同书卷一九《贼盗·恐喝取人财物》的规定，“同于凡人家强盗得罪”。[10]《大明律》卷一八之四《刑律一·亲属相盗》：“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减等之法比唐、元两朝更复杂，量刑也更轻。但紧接着又说：“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上述材料可以作为我们校正《元史》错误的旁证。

　　6.《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禁令》（2680页）：

诸章服，惟蒙古人及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谓龙，五爪二角者。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礼制二·服色·贵贱服色等第》：

　　延祐二年二月，钦奉圣旨，谕内外百官大小官吏军民诸色人等：“朕临宝御，励志俭勤，思与普天同臻至治。……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于后：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原注：龙谓五爪二角者）。……”

《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都有相同的记载。这条材料讲得很明白，所定服色等地，是针对汉族等被统治民族成员和一般官员的，蒙古人和怯薛成员（亦即“宿卫之士”）不受有关规定限制。但所谓“不在禁限”有一个补充规定，即“惟不许服龙凤文”。《元史·刑法志》改写不当，给人的印象是只有蒙古人和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其他人都可以服龙凤文，大谬。校正时只要将“惟”字的位置改动一下即可：“蒙古人及宿卫之士，惟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

二  错字或脱字

 　　这是一类比较简单的错误，也很容易校改。
　　1.《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十二月条（398页）：

　　丙辰，……荆南僧晋昭等伪撰佛书，有不道语，伏诛。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五二《刑部十四·诈伪·伪·伪造佛经》：

　　元贞二年二月，中书省准河南行省咨，峡州路远安县太平山无量寺僧人袁普昭，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虚谬凶险，刊板印散，扇惑人心。取讫招伏，于元贞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奏过，“‘京南府一个山里，普昭小名的和尚，伪造佛经，那经里写着犯上的大言语有，交抄与诸人读有。’么道，今夏南京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呵，俺上位奏了，差人与宣政院官一同问去来。如今问将来也，是实有。和他一处做伴当走弟每总廿四个人，那的内廿一个和尚，三个俗人。普昭小名的和尚根脚里造伪经来，着木头雕着自己的形，伪用金妆着，正面儿坐着，左右立着神道，那经里更有犯上的难说的大言语。又印写的其间，向前做伴当来的两个和尚，这三个的罪过重有。商量来。”奏呵，奉圣旨，“敲了者。”……

《元史》中的“晋昭”，在《元典章》上引文件中三次出现，都写作“普昭”，当以“普昭”为是[11]。按：源自佛教净土宗弥陀净土法门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在元朝十分活跃，其徒众有一派以“普”字命名。如著有《庐山莲宗宝鉴》、元朝中叶在大都频繁活动、终使元廷解除对白莲教禁令的僧侣普度（俗姓蒋），元末天完红巾军重要将领邹普胜、欧普祥、项普略等，乃至后来归入朱元璋麾下的丁普郎，均属其列[12]。上面这位“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的袁普昭，很有可能也属于白莲教中的“普”字号系统[13]。

　　2.《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铨法上》（2048页）：

       凡选取宣使奏差：至元……二十九年，省议：“行省、行院宣使于正从九品有解由职官内选取，如是不敷，于各道宣慰司一考之上奏差、本衙门三考典吏内选取。「行台止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不敷，于各道廉访司三考奏差内并本衙门三考典史内选取，仍须色目、汉人相参选取。自行踏逐者，亦须相应人员，考满例降一等，须历九十月，方许出职。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书吏·宣使奏差等出身》。文件全文较长，但中间一段与以上《元史·选举志》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兹不具引。校点本《元史》在此引用了《元典章》这条文件加以校勘，增补《元史》原文脱漏的“行台止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一句话，但却忽略了下面的一个错字。以下“不敷，于各道廉访司三考奏差内并本衙门三考典史内选取”一句中，“典史”二字在《元典章》文件中作“典吏”，当以后者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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