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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剑桥中国隋唐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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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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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同時，以“行政權”和“民事司法權”來認識，也欠妥當，因爲當時的地方政府的權力中並沒有嚴格區分行政權和民事司法權。
總之，作者對當時制度的理解，似乎要比對一般政治事件的理解更爲困難一些。
此外，“人民”或“群衆”在現代政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國帝制時代，他們的作用恐怕更多地表現在特定的時期，如民衆暴動之時。但本書作者似乎並不這么看。在武則天統治時期，作者特別提出了“人民”或“群衆”對她的態度：“傳統歷史學家的種種評價很少注意群衆的境況。……在人民中間，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第329頁）但我們不知道民衆對武則天上臺或被迫下臺，究竟如何起了作用；所謂“民心”云云，恐怕無從談起，因爲當時實在沒有民意表達的合法途徑。關於唐後期藩鎮的問題，作者感歎：“最難從文獻中瞭解的藩鎮的行政特徵是藩鎮當局與當地人民的確切的關係，以及在它們的轄區得到多少人民的支持。”（第521頁）在談到唐後期中央與淮西節鎮的對抗時，作者也特別提到“何況淮西還得到當地民衆的有力支援”（第531頁）。關於對唐後期河北藩鎮的認識，作者指出“這些長期建立起來的藩鎮得到民衆真正的支持”（第548頁），但同時“這些地區的人民顯然認爲，他們繼續是一個正統君主統治下的更大的政治體制的一部分”（第549頁）。“八世紀八十年代藩鎮與唐王朝之對抗是贏得老百姓的充分尊重的，所以它們能夠令人敬佩地把這場長期的鬥爭堅持下去。”（第588頁）但在唐後期藩鎮與中央的關係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是當地的地方軍人集團，而不是普通的民衆。在一個以軍隊爲基礎的強權政府面前，人民能做什么呢？他們有選擇的權力和可能嗎？況且，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民衆有沒有自己較爲明確的政治訴求，還是個疑問。作者對人民或群衆的重視，正反映了現代政治學對他們認識古代政治的影響，然而事實上，這二者之間是存在著相當差距的。
要使現代人，特別是現代西方人，瞭解發生在遙遠的東方、且已逝去千年之久的政治史，確實有相當的難度。爲了讓他們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有更爲真切和直觀的感受，甚至變得似乎可以觸摸，以使他們更容易接受這一切，或許也祇有使用這種表述方式。況且，雖然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處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人類也有其共性；用現代社會科學去瞭解歷史、解說歷史，似乎也是我們理解歷史的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現代社會科學所據以得出的結論，祇是近幾十年、百數十年的情況；這些結論和認識是否也完全適合於古代大量的史事，還值得進一步研究，至少古代社會與近現代社會在許多方面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吳承明先生在談到經濟史研究與經濟學的關係時，提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爲方法論。”（《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系統工程——序九卷本〈中國古代經濟史〉》，收入其《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第329頁，三聯書店，2001年）我想，這一認識可以放大到整個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的關係中。
西方學者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他們的歷史作爲參照物，來認識中國歷史。比如，西方學者在對西方藝術史的研究時，很重視“贊助人”的作用，並因此而推動和深化了他們對藝術史的認識。本書作者在談到武則天設立的“北門學士”時，使用了“對文學的個人贊助”（第260）這樣的表達方式。在談到玄宗時，指出“所有學者都認爲，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統治者，……他多才多藝：他精于音律、詩文和書法，是許多藝術家和作家的庇護人”（第332—333頁）。用這樣的概念來表述，或許是爲了幫助讀者來理解，但是，“北門學者”與西方的受贊助者恐怕是有本質區別的。
作者對許多史事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幾乎很少展開論證。這可能是教科書的通病。比如，關於武則天上臺的原因，作者認爲“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級官員的不滿情緒和抱負來幫助她取得權力，後者則報答了他們的支持”（第249頁）。關於高宗臨死遺詔命太子處理國家重要事務應與皇后協商，作者認爲“他一定是有意地要確保武后在他自己在位時期建立的政治統治能夠繼續下去。很可能他已得出結論，中國一旦又被邊界糾紛和國內的財政危機所困擾時，它在武后堅決的、哪怕是殘酷無情的控制下要比在年輕和缺乏經驗的皇帝控制下更好”（第285頁）。“員外和斜封官人數的增加、在連續兩個統治時代中由於婦女擅權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個原已嚴重的問題更趨嚴重。韋后和太平公主的垮臺和對她們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使玄宗贏得了一個重新統一的官僚集體的支持。他准備很好地使用這個官僚集體。”（330—331頁）作者似乎將自己對史事的認識和解釋，揉合到對史實的敍述當中，這樣就使這種認識和解釋變成不再需要進行論證的“公理”或“必然之理”，這實在有用“敍述”代替“論證”之嫌。又如，“在財政的一個領域中，貴族的支配——實際上是一個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來一直持續不斷”（418頁）。對這樣一個重要的現象，作者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以致於我們多少懷疑這個現象是否存在，以及它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中的作用和意義。關於安祿山的久任和兼任，作者祇是指出“朝廷在授權這一基本任務方面顯然已經變得草率從事了”（第467頁），但這一問題絕非如此簡單。在談到安史亂後的權力結構時，作者舉出764年和765年從荊南和江西分離出的湖南和鄂岳，認爲這一措施“肯定是由於當時的行政能力不能勝任所致，而不是象以後的情況那樣是出於削弱軍事上強大的藩鎮的願望”（第486頁）。這樣的認識與作者對唐朝“叛亂後的權力結構”（第485頁）的整體把握密切相關，本應作出詳盡論證，但也祇是點到爲止。關於安史亂後的河北藩鎮，作者認爲：“在八世紀後期，認爲中國已進入象東周時期那樣的封建割據時期的思想相當普遍。但這並不意味著河北的這些節度使名副其實地要稱孤道寡。從以後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寧願在帝國內追求更正規的地位。”（第504頁）“這些藩鎮雖然在內部施政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它們仍迫切需要得到承認並與朝廷建立正式關係。”（第530頁）安史之亂以後，河北事實上已經割據，但卻始終沒有另立國家、稱王稱帝，其原因絕不是他們本著“寧願在帝國內追求更正規的地位”或“迫切需要得到承認”這樣的願望這么簡單；用這樣一種主觀的願望或選擇來解釋這樣一個歷史現象，無疑是將問題過於簡單化了。類似的這種簡單化的認識或想象式的表述還有不少，比如，對陸贄被貶，作者說：“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德宗皇帝已對全體官員不抱任何幻想了。”（第601頁）
本書十分重視史料的撰集者以及撰寫過程對史料可信程度的影響。崔瑞德在第一章“導言”中，用名爲“史料的問題”的整整一節對此進行了強調。我們從全書的敍述中，也能清楚地看出作者對這一點的有意識的反思。比如，對太原起兵的史料的辨析（當然這個問題還主要是對他人研究成果的吸收）；認爲《貞觀政要》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爲多少理想化了的記載，從而成了烏托邦式理想統治的著名範本”（第347—348頁）；敍述玄宗在誅滅韋后中的行爲和作用時，作者特別指出：“與他祖父一樣，玄宗也親自插手干預了他這一時期的歷史，以確保任何史料都不能與這種官方解釋有矛盾。”（第325頁）。在談到史籍中有關李林甫的記載時，作者指出：“因爲當時的所有歷史學家都非常仇視李林甫，競相盡量給他抹黑。”（第396頁）崔瑞德在敍述玄宗時代的政治史的第七章末，特別注明：“本章的敍述大量取材於新、舊《唐書》和司馬光在十一世紀作的《資治通鑑》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讀者必須注意某些情況，其中之一是這一時期的歷史編纂在材料上影響我們對事件的理解。”（第458—459頁）對順宗時二王八司馬的“永貞革新”的史料，作者指出：“很明顯，許多材料都被故意毀棄，而幾乎每一件流傳下來的東西都有敵視二王集團的語氣，所以要分析他們的動機就祇能憑猜測了。”（第608頁）憑猜測來談其動機，未必可取；但充分注意史料的局限性，卻是應該的。但是，在史料的具體使用上也有一些問題，比如，關於肅宗死後，程元振殺死張皇后一事（第574頁）；設左右廂神策中尉一事（第589—590頁），作者使用的史料都是《文獻通考》，就非常不妥；至少應當用兩《唐書》和《資治通鑑》，而不應使用大致轉引自上述諸書的《文獻通考》。
有些具體的史實在敍述時也有欠準確。比如關於玄宗的兵制改革，作者認爲：“在七世紀最後幾十年，輪番從不同的府兵抽調兵將的古老的禁軍制開始蛻變。過去顯赫一時的禁軍的地位逐漸降低，除了少數精銳的單位，玄宗時期的禁軍都不足額，素質也差，並且主要由朝中有關係的和不知兵的文官擔任軍職。”（第414頁）這是張說主持的改革兵制的背景。禁軍中有府兵，但也有不屬府兵的元從子弟；而上番至中央服役的府兵分屬十六衛統領者，也不屬禁軍。安史之亂發生以後，作者認爲在“755年末和756年初期，朝廷爲了便於組織防禦以對付叛軍進一步的推進，開始任命指揮國內各道的節度使和受叛軍威脅的地區的防禦使。這類任命越來越多；中國內地新藩鎮的設立導致了一連串中央權力下放的措施，這證明是唐朝後期的最重要的變化之一”（第455頁）。安史叛亂發生至潼關失守，即755年末到766年初，雖然朝廷下令“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資治通鑑》卷二一七，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子，6937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但將權力大幅下放給藩鎮，則是在潼關失守、玄宗幸蜀途中，即七月丁卯頒下的《幸普安制》（《舊唐書·玄宗本紀下》，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第81頁，商務印書館，1957年；《唐大詔令集》卷三六《命三王制》，第154—155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藩鎮辟署的官員，作者認爲：“根據中央政府的觀點，那些通過藩鎮非正式任用而進入仕途的人不全是正式官員，按理說依然是屬於‘流外’官。”（第517頁）這句話很費解，“非正式任用”是不是指未經中央同意的辟署呢？應當說，辟署是否經中央認可，與其所辟署者原有的身份是兩回事，不能混爲一談。未有官者入幕任職，與流外、流內是兩個問題。809年賦稅分配的改革，要求節度使將其駐所州的賦稅收入充當“送使”部分，支郡的賦稅收入直接上繳中央；這是對兩稅三分之“三分”方式的改革。作者認爲：“這個措施又把三層制（鎮—州—縣）轉成二層制（鎮/州—縣）。”（第526頁）相對于支郡而言，這樣的賦稅上繳體制，變成了“州—縣”兩級，因爲不再“送使”（上繳節度使）；當然這祇是財稅分配上的二級制，至於在政治上，州、縣仍然會受到節度使或觀察使（即“道”這一級）的影響乃至控制。又如，談到科舉制時，作者指出：“士子通常要在考試前把‘溫卷’送給主考官，以顯示他的文學才能。”（第647頁）“溫卷”是種行爲，而不是用以溫卷或行卷所用的篇什。
通觀全書，對作者們的研究影響最大的有三位學者，即陳寅恪、崔瑞德和蒲立本。陳寅恪的研究成果，雖然他們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時時處處都盡可能予以批駁或補充，但這卻恰恰反映了陳著對他們把握、認識唐史的巨大的影響。其次是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幾乎成了他們認識唐王朝與北方民族關係的指南。而在對唐代許多重要問題進行分析時，他們非常重視財政問題對社會政治的影響，這不僅反映出經濟史觀的影響，而且具體地反映了崔瑞德關於唐代財政的研究對他們的影響。另外，“儒家觀念”是作者們分析具體人物的一個重要視角，但是這種“儒家觀念”卻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在那個時代直接起著作用的東西。
《劍橋中國史》第三卷漢譯本對大陸隋唐史研究的影響似乎不大，至少遠遠沒有漢譯專題論著和論文集的影響大。這恐怕是本書的教科書的性質所決定的。大陸學者所編寫的同類著作，也面臨著類似的尷尬。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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