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蘭陵蕭茂挺（蕭穎士）、趙郡李遐叔（李華）、長樂賈幼幾（賈至），洎所知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賈為玄宗巡蜀，分命之詔，歷歷如西漢時文。若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可彷彿於將來矣。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而連蹇多故，唯獨孤至之常州刺史，享年亦促。豈天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28]

由這段話和李舟為獨孤及集作序一事，可見他們父子與古文家關係的密切。
　　崔元翰曾向獨孤及求教。〈與常州獨孤使君書〉說：「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溫純深潤，溥溥宏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29]對獨孤及的文章有極高的評價，他顯然也自居於景從的學者之列。崔元翰曾為獨孤及的高徒梁肅撰寫墓誌，又自稱是梁肅的摯友，看來他在〈與常州獨孤使君書〉所說的，並不是門面話。[30]
　　再來要稍談元結。一般文學史的作品，都將元結置於古文運動先驅之列。從文章的風格看來，他的確有資格被如此歸類，他的文章不拘駢麗的程度，遠過於蕭穎士、李華諸人。不過，元結的政治社會思想有濃重的道家色彩，和其他古文諸子大異其趣。就這一點而言，他似乎稍不符合本文自訂的古文家標準，但因出入不大，仍然列入。
　　本文古文運動成員的名單，沒有列入柳冕（去世於貞元﹝785-804﹞末年），也須略作說明。在現存中唐文字中，討論文學問題最密集的作者，可能就是柳冕。他傳世的十四篇文章裡，論文作品佔了八篇。柳冕對文學的看法是清楚而一貫的。他抱持極端的儒家教化思想，對屈宋以下的辭賦詩歌一概否定，認為有德行的人才可能寫出好文章，因此風俗淳美，文學自盛。柳冕主張復古、敵視近世文風的程度，遠過於本文所列舉的古文家，一般文學史著作都視他為古文運動的健將。[31]
　　本文沒有把柳冕納入分析，原因是依個人的判斷，無論就社會角色或發言立場來說，他恐怕都不能算是文人。柳冕是著名史學家、譜學家柳芳的兒子。《新唐書》柳冕本傳說他「富文辭」，其他資料也有類似的記載。但從傳記資料的整體看來，他主要是以史學、禮學、吏事見重於世，在文壇地位不高。《新唐書》所講的「文辭」，大約多是應用文。[32]本文未將柳冕列為古文家，更重要的根據在於他的作品所表現出的態度。他在〈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中要求「尊經術，卑文士」，全然不以文士自居。他又至少兩次表示文才不佳，無法實現自己的文學理念。〈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曰：「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則云：「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33]柳冕這種缺乏文人認同感而又劇論文學的情況，在隋唐是有傳統的，不能算是怪異。（詳第三節）
　　附帶一提，柳冕未計入古文家之列，並不影響本節的論點。和大多數古文家一樣，柳冕也是北方士族。他出身河東柳氏西眷，與柳宗元同族，五代祖柳虯似是北周時反對南朝文學的重要人物。[34]
　　綜而言之，本文儘量根據中唐古文潮流的歷史實態，選出代表人物進行分析，這份名單雖然不見得能獲得所有學者的同意，出入應當不大。本文考察的結果相信是能被普遍接受的。事實上，文學史家羅根澤（1900-1960）在一九四○年代就指出，唐代的古文家多是北方人，甚至宣稱：「古文……實是以北朝的文學觀打倒南朝的文學觀的一種文學革命運動」。羅聯添後來對這個論點又有發揮。[35]兩位前輩學者著重的是古文諸子的地域出身，個人則更進一步，把他們的家世放入中古社會史的脈絡，具體點出了他們的階級與文化背景。    

二、與大曆詩人的比較

　　上一節的結論是：古文運動參與者有相當集中的社會文化背景：他們大都出身北方舊族，尤以山東士族為多。這可以說是中唐古文潮流的一個性質，但算不算特質，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從常識和印象來說，中唐古文家大都屬於北方舊族，應該是古文運動的一個特點，因為唐代文學家並非普遍為北方士族出身。舉幾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初唐、盛唐若干最著名的詩人與文章家，如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說、張九齡、李白、孟浩然、杜甫、岑參，都不屬於這個群體。[36]高適的家史不詳，由其祖父為高宗朝名將高侃一事看來，應該也不是士族。[37]不過，為了對古文運動社會背景的問題有更清楚的判斷，以下擬稍探考中唐另一個文學群體成員的家世，來與古文家作比對。
　　現在要考察一個大曆詩人群，也就是活躍於唐代宗大曆時期（766-779）的所謂「台閣詩人」。談起大曆詩壇，一般大概會先想起有名的「大曆十才子」。根據姚合（781？-846）編選的詩集《極玄集》，十才子是：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38]關於十才子的名單，北宋以下屢生異議，劉長卿、李嘉祐、郎士元等人都常被放入，有些人則遭剔除。其實，這些歧見完全是出於對名號的誤解。姚合所說的，是歷史現象發生時實際存在的稱呼，稱號的來由，則是李端等十人大曆初年經常在權臣餐宴上作詩唱和，馳名長安，他們與郭子儀之子郭曖的關係尤其密切。後代有些文人把「大曆十才子」誤解成文學評價的表示，不滿某些次要詩人名列其間，而擅予改動。總結來說，「大曆十才子」的本義是一個在大曆前期活躍於京師高官群中的文學集團（十才子本人大都位階甚低），因此，蔣寅的《大曆詩人研究》把他們以及當時一起唱和的一些官員合稱台閣詩人。[39]如同蔣氏自己指出的，這個提法並不完全允當。舉例而言，除了大曆前期，十才子的生活歷程和詩風頗不相同，「台閣詩人」之號並不能反映這些人作品的多元性。不過，就本文而言，台閣詩人恰好是極適合與古文家比較的對象。理由有二。首先，和古文運動一樣，大曆台閣詩人是個中央性（或全國性）的文學群體，地域與階層背景不是形成群體的表面因素；其次，台閣詩人的時代與古文運動有很大的重疊，這些詩人和古文家有交誼者不在少數。以下先列舉大曆十才子的出身： 

　　一、李端（去世於七八○年代）。出身趙郡李氏東祖房，山東高門。[40]
　　二、盧綸（生卒年不詳）。出身范陽盧氏北祖第四房，山東高門。[41]
　　三、吉中孚（生卒年不詳）。楚州（今江蘇淮安）人，曾久居鄱陽（今江西上饒），南方人。[42]
　　四、韓翃（生卒年不詳）。家世不詳，郡望或稱昌黎，或稱南陽。[43]
　　五、錢起（710？-782？）。吳興（今浙江吳興）人。[44]
　　六、司空曙（生卒年不詳）。家世不詳，似乎是京兆人，郡望廣平。案，現存中古氏姓書中，廣平（今河北永年）著姓無司空，或許是新興家族。[45]
　　七、苗發（？-786？）。或稱上黨壺關（今山西壺關）人，或稱上黨長子（今山西長子）人，壺關和長子在唐代均屬潞州，苗發為上黨人無疑。據說苗家「世以儒素」，從有關資料看來，顯然是北方小姓，地方勢族。[46]
　　八、崔峒（生卒年不詳）。屬博陵崔氏大房，山東高門。[47]
　　九、耿湋（生卒年不詳）。據說是河東人，其餘不詳。[48]
　　十、夏侯審（生卒年不詳）。無家世資料。

以下是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列舉的其他台閣詩人：

　　十一、包何（生卒年不詳）。潤州延陵（江蘇丹陽）人。[49]
　　十二、包佶（727？-792）。包何之弟，同上。
　　十三、李紓（731-792）。亳州譙縣（今安徽亳縣）人，自言趙郡李氏南祖之後，其實是寒門越稱。[50]
　　十四、王縉（？-781）。王維之弟，河東蒲州（今山西永濟）人，屬於太原王氏的河東王氏房，似乎是該族的小支。[51]
　　十五、王紞。王縉之弟，同上。
　　十六、常袞（729-783）。新舊《唐書》本傳都說他是京兆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則指為新豐常氏。案，唐代京兆府長安城西，天寶七載前有新豐縣（此後裁撤），即王維詩句「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所指，新豐常氏正與京兆人之說相符。一切資料顯示，常家為尋常小姓。[52]
　　十七、劉太真（725-792）。永嘉南渡衣冠之後，宣州（今安徽宣城）人，神道碑稱其為金陵人，大概是指祖先南渡後的居地。南方士族。[53]
　　十八、郎士元（生卒年不詳）。家史不詳，諸書均稱中山（約在今河北定縣）人。根據兩份唐宋郡望資料，中山著望確有郎姓，但士元是否為依託，無從判斷。他是北方人，則無疑問。[54]
　　以上十八位詩人，計有北方人十位，南方人五位，不詳三位（韓翃、耿湋、夏侯審）。北方人中，山東士族有三位（李端、盧綸、崔峒），疑出身山東士族微宗者二人（王縉、王紞兄弟），尋常小姓（恐多為地方勢家）三名（苗發、李紓、常袞），疑為小姓者一位（司空曙），不詳一人（郎士元）。很明顯地，作為兩個時代相近的文學社群，大曆台閣詩人與中唐古文家的家族背景相當不同。
　　首先，就比例而言，大曆台閣詩人中的南方人遠高於古文家中的南方人。其次，台閣詩人明確為北方士族出身者只有三位，即使加上王縉兄弟，不過五人，佔總人數不到三分之一。古文家中，明顯具北方士族背景的則有十二位（山東士族、關隴舊族、代北虜姓），若把韓愈和賈至算入，就有十四位。本文探討的古文家與大曆詩人各有十八名，這完全是巧合。但此巧合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出，北方士族成分的多寡，是這兩個集團在社會背景上一個很大的差別。由此，我們可以肯定，濃厚的北方舊族成分，是中唐古文運動的重要特質。

 三、北方士族與文學寫作

 　　我們既然確定了北方士族的背景是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大特點，就需要考慮，古文潮流何以有此特色，這個背景對古文運動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作用。這個探討牽涉到中古時期──特別是北朝末年、隋代唐初──北方士族與文學寫作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本節只能利用已有的少數研究，配合若干史料的分析，提出幾點觀察，希望有助於闡解中唐古文運動的成因及其社會文化背景。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在東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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