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發出了批判近世文學的呼聲，要求改革。這個現象與前述貶抑文學的論說有性質上的差異。首先，文士都是肯定文學的藝術特質的；再者，他們的評論經常是和創作工作聯結在一起的，對文學演變有比較直接的影響。
北方文士感覺自身的傳統與南方不同，從而強調北方文學的特色，是北朝末年就存在的。邢邵即曾說：「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80]可是，士族出身的北方文人從普遍性的角度鼓吹文風變革，似乎到唐代才出現。幾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王勃、楊炯和盧藏用。王勃與楊炯都名列「初唐四傑」。如所周知，初唐四傑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詩文寫作上有高超的成就，尤其能以情思濃郁、氣勢活絡的風格，對當時流行的重形式技巧的上官體有所突破（「上官」指上官儀）。
王勃的文學思想頗有政教本位的色彩。他的〈平臺秘略‧論藝文三〉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上吏部裴侍郎啟〉則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由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81]這種文學功利論的主張與他的文章風格不甚相符，也不能代表他的文學思想的全部，不過，王勃對近世文學傳統的不滿，以及在寫作上的創新，應該還是與他的儒家傾向的文學觀有關。楊炯文學評論的文字雖不多，他是明顯支持王勃的。[82]王勃是王通的孫子，出於儒學世家，楊炯則屬關中名族弘農楊氏。[83]如果說，他們的文學思想受到了社會階層背景的影響，應是合理的推測。
八世紀中葉以後，唐代文人普遍認為，初唐作家中，對鼓動復古理想、抑制綺靡文風最具貢獻的，非陳子昂莫屬。盧藏用是陳子昂文學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好友。藏用的〈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是第一篇為陳子昂作歷史定位的文字。文中先微諷東漢以下的文風，認為是「大雅不足」，然後嚴厲批評梁陳作家，稱庾信、徐陵的出現是，「天之將喪斯文」。對於陳子昂，藏用則說：「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84]盧藏用出身范陽盧氏，屬山東高門，他強調「質」為「文」的基礎，和他的北方士族先輩有一貫之處。（陳子昂出身蜀地豪族）
以上就北朝末到唐玄宗朝初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作了一些觀察。主旨是在指出，在中古時代，北方文風興起甚晚，而且主要是受南方的影響。隋唐統一中國前後，北方文風大盛，文學活動儼然成為北方士人文化的主軸。然而，在此情勢下，北方也出現了強調質樸政教、貶抑文學的思潮，許多儒學深厚的士族中人尤其有此傾向。在崇尚文學與反文學兩種勢力相激盪之下，出現了第三種趨勢，就是有些北方士族出身的文士鼓吹文章復古的改革，從社會背景與思想歸趨的角度看來，中唐古文運動諸子可以說是王勃、楊炯、盧藏用等人的繼承者。
本節的最後，要再探考一個問題：北方士族中人在唐代前期文壇活躍的情況究竟如何？上文已經提過，照一般的印象，安史之亂以前，北方舊家成員似乎並未籠罩文壇，因此古文運動的北方士族背景，應該可以算是一個特色。當時本文列舉了一些中唐以前最著名的作家，他們都不屬於這個背景。現在想對此問題作比較有系統的觀察，使我們對唐代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能有深一層的認識。
本文考察唐代前期北方士族出身的文人，是以許總的《唐詩史》（1994）與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1995）所探討的作家為樣本。這兩本都是新近出版的大型唐代文學通史，涵蓋的流派和作家很多，應當是合適的取樣對象。照文學史的一般分期，唐代前期可以分作兩個階段：玄宗朝以前（618-712）與玄宗朝（712-755）。對於前一階段，上述兩書共討論了三十三位作家，其中明顯為北方士族出身的有：王績（王通之弟），「初唐四傑」中的王勃、楊炯和盧照鄰（范陽盧氏），李嶠（趙郡李氏東祖房），崔融（南祖崔氏，清河崔氏的一支），李乂（趙郡李氏西祖房），崔信明（清河崔氏青州房），蘇瓌、蘇頲父子（蘇綽裔孫）。此外，李百藥系出漢中李氏，這個家族似乎南北朝時地位不高；崔湜族屬博陵安平崔氏，從譜牒資料看來，可能原本是衰支，到唐初才因政治權位而興起。[85]總結來說，在三十三位初唐名作家裡，出身北方士族的大概有十一、二位，約佔三分之一，比例雖不低，但以北方士族當時文化教育資源之多，涉入文壇的程度或許不能算特別深。其他作家中，南方人有八位：虞世南、陳子良、駱賓王、杜審言、陳子昂、許敬宗、褚亮、吳少微。沈佺期家據稱來自吳興。此外，王珪出身烏丸王氏，是梁末擊滅侯景的王僧辯的孫子，其族本為北方世家，在六世紀時來往南北，文化背景不易判斷。[86]其餘大概都是北方小姓。[87]
對於玄宗朝的作家，不計早期古文家與元結所編《篋中集》作者，《唐詩史》和《唐代文學史》共介紹了三十七位，反映了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蓬勃態勢。這些人中，明顯出身北方高門的有：崔國輔（清河崔氏青州房）、韋應物（京兆韋氏逍遙公房）、孫逖（樂安孫氏）、薛據（河東薛氏汾陰西祖房）。前一節已提過，王維似乎是高門微支，另外疑為北方士族的還有趙冬曦（天水趙氏）、王之渙。[88]除了這七人，尚有生平資料極少，而不無可能為士族出身者，如裴迪、盧象、崔顥。總而言之，玄宗朝的著名作家裡，寬鬆地估計，北方士族可能有八、九人，是相當少的。
玄宗朝重要作家中，有很多南方人與南方家族的成員，南方人可確定的有：張九齡、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孟浩然、儲光羲、常建、岑參、李白、陶翰、綦毋潛、劉脊虛，[89]出身南方家族的有：杜甫、劉長卿、王昌齡、陰行光，[90]共計十七位，與北方士族出身的作家，在人數上完全不成比例。另外的十人，應該多是北方微族。[91]
從唐代前半葉著名作家背景的分析，個人得到兩點看法。第一，在唐代前期，北方士族享有很高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地位，但從本文的考察看來，他們在文壇上表現並不突出。這個現象似乎可以進一步證實，以山東高門為核心的北方士族，對文學活動的價值一直懷有疑慮。第二，依前文的分析，玄宗朝確知為北方士族出身的名作家非常少，但如果加上天寶中晚期崛起的古文運動先驅，數目就可以增加約一倍。這更顯示，北方士族文化與古文思潮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總結本節的討論，我們可以判斷，從六世紀到八世紀中葉，北方士族與詩文寫作有一種欲迎還拒的關係。北方士族中人致力文學，起初大體是受時代風氣與標準的影響。唐代以後，貢舉漸盛，貢舉中地位最高的進士科特重詩賦文才，士人為求仕進有好出身，不得不勤習詩文，舊族高門也不能例外。不過，北方士族成員大舉進入文學社群，是帶著自身的傳統價值與對藝術性文字的批判態度的，他們的價值和觀念，對淵源於南朝的中古文學傳統，不斷造成衝擊，古文運動似乎就是這些衝擊的一個巨大結晶。
四、小結
本文揭示中唐古文運動具有濃厚的北方士族背景，並指出這在唐代是一個特殊的文壇現象，目的在於說明，北方士族傳統文化是古文潮流形成的一個結構性因素。當然，這不是古文出現的唯一主要因素。學者已經指出，安史之亂在士人間所激起的普遍憂患意識，以及陳子昂開始帶動的詩歌復古風氣，都與古文潮流有密切的關聯。[92]本文只是企圖在過去的認知之外，清楚點出另一個背景。需要說明，本文也絕不意味，唐代文章復古的思想完全出自北方士族文化。漢代以後，文學應為政教服務成為一個很強韌的觀念，即使在文學藝術思想高張的南朝，它仍是文學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原道〉、〈徵聖〉、〈宗經〉為首，就是明確的例證。在唐代，古文運動興起之前一些有復古思想傾向的文人，如陳子昂、吳少微、沈千運、李白，也都出身南方。無論如何，本文顯示的是，在中唐文章復古的案例上，北方士族傳統是核心的文化背景。
個人不是文學研究者，之所以注意古文運動的社會背景，是想從歷史的角度，尋求了解安史亂後士人群中儒家復興的成因。在八世紀後半、九世紀初，古文運動是儒家復興趨勢的中心力量，古文運動與北方士族的密切關係，似乎顯示，北方傳統士族文化在唐宋之際的思想變遷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史研究上有一個叫作「南朝化」的概念，意思是許多在南朝發展出的經濟、制度與文化形態，後來成為唐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傾向。[93]對中國中古史的通體了解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啟示性的解釋。文學寫作在唐代席捲知識階層的現象，也可以算是南朝化的一環。然而，本文也透露，在南朝化的外表下，北方傳統仍在發揮作用，就文學和思想的演變而言，這個力量似乎是中古傳統在唐宋之際歸於消解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的題目以中唐古文運動自限，本來不應談論韓愈、柳宗元以後的發展，但為說明本文的成果的涵義，還是要約略觸及兩個這方面的問題。中唐古文運動具有北方士族的背景，是相當明顯的，但韓柳的世代以後，這個因素就不存在了。唐代晚期的大部分主要古文家，如沈亞之、孫樵、劉蛻、皮日休、陸龜蒙，都不是來自北方士族，來無擇大概也不是。其中沈、劉、皮、陸均為南方人。晚唐古文運動的思想性質與文化角色，都和前此的古文潮流頗有差異，此處無法詳論。現在想提出的一個看法是，古文的觀念與寫作原則，在韓、柳的時代於文壇廣為傳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個潮流因此脫離了它原有的社會文化背景。
再者，個人曾經研究過八世紀末到十世紀中（德宗朝末年至後晉）清河崔氏與博陵崔氏的文化情態。這兩個宗族是山東士族的高門，對了解晚唐時期的北方士族而言，應當有相當的代表性。個人發現，到九世紀中葉為止，崔氏族人家庭大體呈現著雙重的文化性格。在行為準則上，他們強調清儉家風，恪守禮法；在知識教育上，則專注於詩文寫作，大舉參與科舉考試，經史之學只是點綴。前者是北朝遺留的傳統價值，後者則為入唐後盛行的新風氣。九世紀中葉以後，崔氏宗族連家風禮法都很難維持了，除了姓氏地望，他們跟一般士人已經沒什麼差別。如所周知，作為一個有清楚標誌的身份群體，北方士族不久就離開歷史舞臺了。[94]從這個結果看來，他們是被「南朝化」的浪潮徹底擊垮了。可是，然而不然，本文的考察似乎提示，他們雖然消失在「敵營」中──如果允許作這個比喻的話，卻促成了敵營性質的改變。
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文苑英華》，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全唐文》，台北：大通書局景印，1979。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王通，《文中子中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浙江書局本，1989。
王勃著，蔣清翊註，《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89。
李翱，《李文公集》，四部叢刊本。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
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柳宗元，《柳宗元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景印，1982。
姚合，《極玄集》，在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徐明霞點校，《楊炯集‧盧照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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