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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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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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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顏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全唐文》，卷344。
[14]《舊唐書》，卷190下，頁5049；《新唐書》，卷203，頁5777-8；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518。
[15]《新唐書》，卷72下，頁2800。
[16]參考神田喜一郎，〈梁肅年譜〉，頁261-2；郭中翰，《中唐梁肅（753-793）：大曆、貞元間的文章中興和性命之學》，第一章第一節；陳弱水，〈從〈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與心態的幾個方面〉，頁8-9。
[17]李舟生平的研究，參見陳冠明，〈李舟行年考〉，頁59-94；David McMullen, “Li Chou, A Forgotten Agnostic of the Late-Eighth Century,” pp. 60-85。李舟的家譜，則見《新唐書》，卷72上，頁2443-64。
[18]《新唐書》，卷72下，頁2814。
[19]岑仲勉，〈唐集質疑〉，頁16-17「中唐四李觀」；頁50-2，「李觀疑年」。
[20]參考岑仲勉，〈唐集質疑〉，頁54-7「韓愈河南河陽人」；羅聯添，《韓愈研究》，頁1-8；〔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4，頁480-97；《新唐書》，卷73上，頁2854-73；《魏書》，卷51，頁1127-9；《北史》，卷37，頁1349-51。又，從韓耆到韓愈歷時約四百年，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只有八世，似不合常理。依韓愈所作〈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推算，應為九世，或許是對的。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
[21]李翱，《李文公集》，卷11，〈皇祖實錄〉；卷14，〈叔氏墓誌〉；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22]關於皇甫湜的資料，參看皇甫湜，〈東還賦〉（《全唐文》卷685），〈唐故著作左郎顧況集序〉（《全唐文》卷686），〈悲汝南子桑文〉（《全唐文》卷687）；《新唐書》，卷176，頁5267。王涯的家世資料見《新唐書》，卷72中，頁2642-7；劉禹錫，〈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劉禹錫集》，頁19-22；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5，〈王涯〉（吳汝煜、胡可先撰），頁419-20。
[23]參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5，〈呂溫〉（劉德重撰），頁537-9：劉德重，〈呂溫生平事跡考辨〉，頁232-3；柳宗元，《柳宗元集》，〈呂侍御恭墓誌〉，頁255。呂溫之弟呂讓的墓誌說，其曾祖名崇嗣，以經術聞，未出仕，呂家可能是長居鄉里。見〈唐故中散大夫秘書監致仕……東平呂府君墓誌銘并序〉，在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頁2334。
[24]Jo-shui Chen,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pp. 34-9.
[25]參考卞孝萱，《劉禹錫叢考》，〈父系考〉，頁1-6；劉禹錫，〈子劉子自傳〉，《劉禹錫集》，頁19-22。
[26]《全唐文》，卷409。
[27]同上，卷409，卷518。
[28]李舟，〈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公文集序〉，在獨孤及，《毘陵集》，目錄前。「唯獨孤至之常州刺史」之句，似不甚通，《文苑英華》卷702、《全唐文》卷443同文，都寫作「唯獨孤至常州刺史」，較合文理。
[29]《全唐文》，卷523。
[30]《全唐文》，卷523，〈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31]柳冕的文學思想及若干相關問題，見俞紀東，〈柳冕文論為韓愈所本說質疑〉，頁181-92。另見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頁468-73。
[32]參考《舊唐書》，卷149，頁4030-3；《新唐書》，卷132，頁4537-8；柳宗元，《柳宗元集》，〈先君石表陰先友記〉，頁306；俞紀東，〈柳冕文論為韓愈所本說質疑〉，頁192。柳冕沒有詩傳世，《全唐文》卷527所收的文章，全為應用性的。
[33]《全唐文》，卷527。
[34]《新唐書》，卷73上，頁2835-46；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頁581-2。
[35]羅根澤，《隋唐文學批評史》，頁103；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頁17-19。
[36]簡單地說，宋之問出身北方小族；張說是北方人，自稱范陽張氏，大約為冒託；陳子昂和李白是蜀人；張九齡的故鄉在今天的廣東韶關；孟浩然、岑參均為襄陽人；沈佺期家本出吳興；杜甫祖先久住襄陽，曾祖時開始定居於現在的河南鞏縣，似與南方文化關係較深。參考〔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7，頁1144-5（沈佺期）；卷8，頁1171（宋之問）；陳祖言，《張說年譜》，頁1-3；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1，〈杜審言〉（傅璇琮撰），頁66-7；卷2，〈杜甫〉（傅璇琮撰），頁401。
[37]高侃兩《唐書》均無傳，重要事蹟可參見《舊唐書》，卷4，頁68；卷5，頁97；卷84，頁2798；卷190中，頁5027。
[38]姚合，《極玄集》，在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頁539。
[39]以上論述，參考蔣寅，《大曆詩人研究》，頁169-76；儲仲君，〈大曆十才子的創作活動探索〉，頁58-63。
[40]《新唐書》，卷72上，頁2534。
[41]同上，卷73上，頁2932。
[42]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4，〈吉中孚〉（儲仲君撰），頁13-14。
[43]參考同上，〈韓翃〉（傅璇琮撰），頁20-1。此文說昌黎為韓翃託言之郡望，不足為憑，其實南陽也是韓氏著望。見〔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4，頁482。
[44]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4，〈錢起〉（傅璇琮撰），頁35-6。
[45]同上，〈司空曙〉（傅璇琮撰），頁47-9。廣平郡望資料可見池田溫，〈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小野（上）〉，頁330（《廣韻》）；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一輯，頁85（北圖位字79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頁94（斯二○五二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
[46]《新唐書》，卷75上，頁3367-70；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苗發〉（儲仲君撰撰），頁57-8。
[47]《新唐書》，卷72下，頁2784。
[48]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4，〈耿湋〉（傅璇琮撰），頁30。
[49]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2，〈包融〉（傅璇琮撰），頁225。包融為包何、包佶之父。
[50]李紓曾祖為高宗朝宰相李敬玄。他本為寒門，以久掌銓選，人多依附，並與趙郡李氏合譜。見《舊唐書》，卷81，頁2754-6；《新唐書》，卷106，頁4052-3。《新唐書》李敬玄傳雖然明說他係冒稱趙郡李氏，該書〈宰相世系表〉仍然把李敬玄家人列為趙郡李氏南祖之後，可見〈宰相世系表〉只是直抄家譜，並不加考證檢別，使用時須小心。參考《新唐書》，卷72上，頁2480-1。
[51]關於王家郡望與里居的資料，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2，〈王維〉（陳鐵民撰），頁285-6；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全唐文》，卷545。個人懷疑王縉家為太原王氏小支的原因有二。王縉在封爵時冒稱瑯琊王氏，顯然不以本宗為重，此其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列有王家譜牒，世系寡少，此其二。見前引王顏文；《新唐書》，卷72中，頁2642。
[52]參見《舊唐書》，卷38，頁1396；卷119，頁3445-6；《新唐書》，卷75下，頁3377-8；卷150，頁4809-10。王維詩出自〈少年行四首〉，見《全唐詩》，卷128，頁1306。
[53]《舊唐書》，卷137，頁3762；《新唐書》，卷203，頁5781；裴度，〈劉府君神道碑銘并序〉，《全唐文》，卷538；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28，頁770。
[54]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3，〈郎士元〉（儲仲君撰），頁522-4。中山郎氏的資料，則見池田溫，〈唐代郡望表──九‧十世紀敦煌寫本中心（上）〉，頁330（《廣韻》）；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一輯，頁94（斯二○五二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
[55]曹道衡的《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第七至第十章，對北朝文學現象的解釋頗具洞識。另可參看周建江，《北朝文學史》；唐長孺，〈論南朝文學的北傳〉，頁59-62。唐文與本文的論旨有可以參較發明之處。
[56]《北齊書》，卷23，頁335。
[57]同上，卷42，頁563。
[58]〈李君墓銘〉，在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頁85。
[59]〈唐故顏君墓誌銘并序〉，同上，頁178。
[60]以上四人出身如下。崔〔忄＋夌〕：清河崔氏；陽休之：北平陽氏；李護：隴西李氏；顏人：魯國顏氏。魯國顏氏似乎是地方性士族。
[61]蘇綽曾仿尚書體作大誥，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序中，稱此為「糠粃魏晉，憲章虞夏」。參考《北史》，卷83，頁2781；《周書》，卷22，頁370；卷23，頁391-4。但他並無批判文學寫作的著作傳世。
[62]《隋書》，卷66，頁1544-5。
[63]李諤今存或留名的文章，全是應用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20。
[64]王通，《文中子中說》，卷2，頁7-8。
[65]同上，頁8。
[66]參見余嘉錫，《四庫全書提要辨證》，〈中說十卷〉，子部一，頁31b-37b；尹協理、魏明，《王通論》，第一章。
[67]《全唐文》，卷141。魏徵批評近世文學的文字很多，參見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在氏著，《注史齋叢稿》，頁365-70。牟文對唐初北方士人的文學觀念有廣泛的討論，值得參考。
[68]《魏書》，卷85，頁1876-7；《北史》，卷83，頁2785。楊愔此文已逸。文人輕薄是一個普遍的舊觀念，當然不是起於北朝，參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冊，頁253-5。
[69]王通，《文中子中說》，卷3，頁13。「吳筠」疑是「吳均」之誤。
[70]《周書》，卷23，頁383。
[71]同上，卷22，頁370。
[72]《北史》，卷83，頁2781-2。另參考北周衛元嵩的〈三易異同論〉，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周文》，卷24。
[73]上段引文也出現在李延壽的《北史‧文苑傳》序，可能是延壽取自《隋書》。理由如下：李延壽是修《隋書》「志」的重要人物，紀傳部分似乎參與不多；其次，《北史》成書在《隋書》紀傳之後。參考〈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在《隋書》，頁1903-4；《北史》，卷100，頁3343-5；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頁27-32，60-3。
[74]以上兩段引文，分別見王通，《文中子中說》，卷2，頁11；卷3，頁14。
[75]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161。另參考〈載文〉，頁123-7。
[76]同上，頁123。
[77]見尹協理、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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