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29]并且就在太祖即位的当年，即开始讨论德运问题，有司上言：“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仍请以戌日为腊。”[30]于是赵宋王朝便自命为火德。靖康二年（1127年），高宗重建南宋政权，“初议年号，黄潜善定为炎兴”，[31]最后确定为建炎，——“炎兴”、“建炎”都是火德中兴的意思。高宗即位改元诏曰：“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建炎元年。”[32]直到临安城破、南宋亡国之后，益王称帝于福州，所改年号为“景炎”，仍然寓意于火德。不仅宋朝如此，先后与两宋相对峙的辽、金王朝，也无不袭取五德终始说以为标榜正统之理据。这个问题我已有专文研究，毋需辞费。[33]
即便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信仰五运说者也还大有人在。以欧阳修同时代的人为例，与欧公同为宋代古文运动主将的尹洙，在谈及正统问题时发过这样一通议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于天地，数协于运历。”[34]曾与欧阳修同修《唐书》的张方平，有《南北正闰论》曰：“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35]类似这样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想必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仍十分普遍。据说米芾有一方书画印，印文作“火宋米芾”，他还写过一段题识加以解释：“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纪岁时，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别之。”[36]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宋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德运观念。
从宋代典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五运说在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中仍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真宗朝编纂的《册府元龟》是第一部历史学的百科全书，它堪称五德终始政治学说之历史体系的集大成者，基本上可以代表北宋前期知识界的主流史学观念。[37]《通志·艺文略》在史部编年类下专门设有一个名为“运历”的小类，又在《图谱略》中设有一个“纪运类”，都以收录五运说的著作为主，两者共计著录图书69种，而作者大多是唐宋时代人，这表明五德转移说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宋庠的《纪年通谱》是宋代广为人知的一部史学工具书，虽然早已不传，但据宋人说，此书“区别正闰”，[38]“以五德相承”。[39]其内容自可想见。元祐间，诸葛深所作《绍运图》一书，“自伏羲迄皇朝神庙，五德之传及纪事皆著于篇”，[40]据说“其书颇行于世俗”，[41]大概是一种畅销民间的通俗读物。宁宗时任职东宫的给事中娄机，专门为太子编写了一部名为《历代帝王总要》的历史知识读本，是书“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联属，靡不提纲撮要”。[42]由于后来五运说的衰微，这些观念落伍的著作都未能保存下来。不过我们今天从南宋末年王应麟所编的蒙学工具书《小学绀珠》以及陈元靓所编的类书《事林广记》中，还能看到将历朝德运作为常识来介绍的情形。[43]
总之，虽然宋代的儒学复兴已经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但直到南宋末年，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长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和惯性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五运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嬗代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后的事情。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立足于宋代的考察
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自秦汉以来，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44]顾颉刚先生对古代中国人眼中的这套政治把戏有一个风趣而贴切的比喻：“那时人看皇帝是上帝的官吏，符应是上帝给与他的除书，封禅是他上任时发的奏书，五德和三统的改制是上任后的一套排场。”[45]不妨再加上一句：传国玺是上帝授予他的官印和牌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后都经历了与五德终始说大致相似的变化，循着这一变迁轨迹，可以看出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一）宋学对谶纬的扬弃
作为一种政治神学的谶纬形成于西汉中晚期，它与五运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清高宗认为“五运终始，谶纬所祖”，[46]刘师培和陈槃先生更是主张谶纬直接出自邹衍一派阴阳家之手。[47]从清人辑存的七经纬来看，谶纬文献中确实有许多侈谈五德转移的内容，如《尚书》纬中的《帝命验》、《运期授》，“明五行相代之期，易姓而兴之理”；《礼纬·斗威仪》专讲帝王五德终始之运，以及五行五声与政教相配之说；《春秋元命苞》言五行更王、帝王迭兴之事，等等。[48]如果要说两者的政治功能有什么不同的话，谶纬可谓是应急的政治神话，而五运说则是以树立王朝正统为目的的政治学说。虽然它们都讲五行更代的道理，但前者的重点是革命有理，后者的重点是皇权合法。
自王莽篡代以后，谶纬成为政治野心家窃国篡权、改朝换代的一种惯技。故曹魏以下历代王朝均禁民间私藏图谶，尤以隋炀帝的禁令最为严厉。唐朝虽亦明令禁毁图谶，但五经纬和《论语谶》“不在禁限”，[49]故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以及《艺文类聚》、《初学记》、《稽瑞》等类书，都还在大量引用纬书的内容。
经学与纬学的彻底分家是宋代儒学复兴以后的事情。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被认为是一篇标志性文献：
至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50]
虽然这一建议当时未见付诸实行，但它清楚表明了宋儒排斥谶纬的决绝态度。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太常博士颜复在讨论历朝祀典时也提出一个类似的主张：“伏乞降诏礼官，考经为正，凡干谶纬及诸儒曲学，前古污朝苟制，诸子疑礼，道士醮祈，术家厌胜，一切删去，然后大小群祀皆合圣人之制。”[51]孝宗时，礼部侍郎刘章建议删去《三朝国史》中的《符瑞志》，[52]自然也是为了与谶纬划清界限。直至魏了翁撰《九经要义》，始将谶纬之说删除净尽，从此谶纬文献几近绝迹，纬学最终成为绝学。[53]元末明初的王祎对谶纬的消亡过程做了一个总结：
隋末遣使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悉焚之，唐以来其学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犹存九部八十四卷，而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宋欧阳公尝欲删而去之以绝伪妄，使学者不为其所乱惑，然后经义纯一。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九经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54]
徐兴无先生认为，谶纬文献由显赫一时而销声匿迹，其主要原因不是历代王朝的禁毁，而是经学自身的扬弃。[55]从宋儒对谶纬的刻意排斥来看，这一断语可谓切中肯綮。但我以为，谶纬的消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与中古时期知识体系的变化有关。在秦汉时代的知识体系中，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算学、地学和物候学、农学等等都被归入数术名下，[56]数术集科学技术、神学迷信、宗教于一体，故《史记》既有《天官书》、《历书》，也有《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唐宋以降，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与迷信逐渐分家，于是天文历法、算学、地学、农学等从数术中分化出来，医学、药学以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从方技中分化出来。此后数术的地位日益低下，只在民间和术士中流传，被视为迷信的渊薮。[57]故欧阳修《新五代史》取消了自《汉书》以来诸史沿袭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只记天象而不与人事相比附；郑樵《通志》也不立《五行略》、《符瑞略》而立《灾祥略》。宋儒对谶纬的扬弃、经学与纬学的分家，就是在知识分化的时代背景下儒学自觉的结果。
（二）封禅之末路
封禅本是战国后期齐国方士创制的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祭祀典礼，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后，它才与受命改制连成一气，成为“一种革命受命的学说”。[58]应劭的说法可以代表汉人对封禅的理解：“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59]唐代张说对封禅的政治象征意义有更加详细的阐释：“封禅之义有三：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60]按我的理解，封禅典礼实际上是新兴王朝“奉天承运”的一种文化表征。
自秦至宋千余年间，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等七位帝王举行过封禅大典，[61]至于历代议行封禅而因种种原因未遂者还有很多。[62]照说封禅既是新兴王朝革命受命的学说，那么理当由开国皇帝来举行才对，为何常常并非如此呢？《白虎通义·封禅》说得很清楚：“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根据张说的说法，封禅的前提除了易姓而王之外，还有“四海升平”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必须等到新的政治秩序业已形成，即天下坐稳了之后，才具备封禅的基本条件。汉武帝、唐高宗和宋真宗的封禅均可如此理解。而武则天以革命封禅，唐玄宗以复辟封禅，也都不违背易姓受命、功成封禅的本义。
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盛典。虽然宋人很少有直接针对真宗封禅的批评意见，但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儒家士大夫便试图从根本上消解被前代视为盛世大典的封禅的政治文化意义。范祖禹在评议唐代封禅时说：“（封禅）实自秦始，古无有也。且三代不封禅而王，秦封禅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事，亦已谬矣。……终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以韩愈之贤，犹劝宪宗，则其余无足怪也。”[63]宋儒对封禅的批评，主要理据是“封禅之文不著于经典”，叶适直言：“封禅最无据。……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渎天也。”[64]胡寅更是把封禅与汉唐以来谶纬的流行联系到一起：“汉唐以来，纬书行而经学弛，重以郑玄博闻寡要，不知折衷于圣人，而惟纬书之信。世无达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于无事时肆其侈心，千乘万骑，巡狩费侈，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当代，贻讥后来。”[65]这些批评透露了宋代儒学觉醒的消息，与宋儒对五运说的抨击、对谶纬的排斥具有同样的意味。
宋儒对封禅的批判彻底祛除了这一盛世大典的神圣性，遂使后人不再相信它具有新兴王朝“奉天承运”的象征意义，于是封禅就走到了穷途末路。明清时代，虽也时有臣僚建言封禅，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永乐十七年（1419年），礼部郎中周讷建请封禅，“上曰：‘封禅非古也。帝王之有闻于后者，在其德不在封禅。’不许。……于是言者沮而封禅卒不行”。[66]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翰林院编修曹禾以平定三藩及台湾而建请封禅，遭到翰林学士张玉书等人的反对，理由是“封禅之说不著于经”，于是此事便不再提起。[67]清高宗在为泰山神庙所撰碑文中，对前代帝王封禅之举表示颇为不屑：“彼登封告成，刻石纪号，金泥玉检，往牒所夸，矫诬侈大之事，繄寡昧所不敢知。”[68]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高宗前往泰山，但不为封禅，为的是“登岳荐馨，为民祈福”，“非如汉、唐、宋升中之诬，即刻玺亦非供封禅之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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