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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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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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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之运，有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于唐、多于今，土火异王也。’”（见《二程集》第4册，1224页。）
[25]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七“阴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周敦颐集》，谭松林等点校本，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3页。
[27]周敦颐：《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章，《周敦颐集》，第42页。
[28]《朱子语类》卷九四“周子之书·太极图”，第6册，2367页。
[29]《宋大诏令集》卷一《太祖即位赦天下制》，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
[30]《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时为建隆元年（960年）三月。
[3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条。
[32]《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一四。
[33]参见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4]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四部丛刊》本。
[35]张方平：《乐全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元）李治：《敬斋古今黈》逸文卷二，刘德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水宋”指南朝刘宋。又，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及《志雅堂杂钞》卷上均谓米芾有一方印文作“火正后人芾印”的书画印，有学者因谓米芾为粟特后裔，“火正”意指其祖上信奉祆教云云，此说显系误解。
[37]详见《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门及卷一帝王部总序、卷一八二闰位部总序。
[38]《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
[39]刘羲仲：《通鉴问疑》。
[40]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六杂史类。
[41]《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
[42]楼钥：《攻媿集》卷五三《历代帝王总要序》，《四部丛刊》本。
[43]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天道类“五运（五胜）”，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陈元靓：《事林广记》丙集上卷帝系类《历代帝王传统之图》，中华书局影印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1999年。
[44]韩愈《三器论》（《全唐文》卷五五七）以九鼎、明堂、传国玺为世俗观念中的皇（王）权象征，但九鼎和明堂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主要表现在先秦时代，秦汉以后已不再被视为皇权的符号。
[45]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5册，4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6]见刘统勋等编：《评鉴阐要》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张萱《疑耀》卷四“周礼大司乐辩”条及《八旗通志》卷三○《旗分志》均谓五运之说起于谶纬，则是混淆了二者的源、流关系。
[47]参见刘师培：《左盦集》卷三《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刘师培全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陈槃：《谶纬溯原》（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
[48]（清）赵在翰辑：《七纬》卷三八“叙录”，见《纬书集成》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据嘉庆十四年小积石山房刊本影印。
[49]《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律》，刘俊文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页。
[50]《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二，《奏议集》卷一六。
[51]颜复：《上哲宗乞考正历朝之祀》，《宋朝诸臣奏议》卷九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下册，第991页。
[52]《宋史》卷三九○《刘章传》。
[53]自北宋《崇文总目》以后的历代官私书目，除《易纬》之外，其它谶纬文献均已不见著录。《易纬》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宋代理学家吸收了它的宇宙论精华。
[54]王祎：《王忠文集》卷二○《杂著·丛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八《通说》四“说纬”，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1998年。
[55]参见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91—93、301页。
[56]《汉书·艺文志》按当时的知识体系将所有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大类，其中数术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个小类，后来产生的谶纬自然也应归于数术类。
[57]参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绪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3—5页。
[58]此系顾颉刚先生语，见前揭《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466页。孙广德先生谓封禅当为五德终始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氏著《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21页），此说似乎不妥。
[59]《风俗通义》山泽第十“五岳”。
[60]张说：《大唐封祀坛颂》，《全唐文》卷二二一。
[61]除武则天封禅嵩山外，其余诸帝均按惯例在泰山行封禅礼。
[62]详见《册府元龟》卷三五至三六帝王部封禅门、（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九至五二吉礼“四望山川附封禅”。
[63]《唐鉴》卷二贞观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1984年。北宋中期士人对封禅的批评，还见于《李觏集》卷二《礼论第七》、孙甫《唐史论断》卷上“封禅不著于经”条。
[64]《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第272页。
[65]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一二梁纪，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1988年，第57册，801页。
[66]（明）王直：《抑菴文集》卷一三《题却封禅颂稿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事始末详见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一二《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神道碑铭》。
[67]（清）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三《停止封禅等议》，乾隆五十七年松荫堂刻本。此事始末详见孔毓圻《幸鲁盛典》卷二。
[68]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一六《重建泰山神庙碑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五一《八徵耄念之宝联句》“苍帝发生山跸莅”句小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治国平天下之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晋末永嘉之乱，秦玺没于匈奴刘汉，东晋南渡之初，因无秦玺，故“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见《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
[71]（元）郝经：《陵川集》卷一九《传国玺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2]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乙丑条，卷四九八元符元年五月戊申、丙寅条。当时拟议的年号还有真符、宝符等，皆因此传国玺而得名。
[73]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制作·宝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五。
[74]（明）刘定之：《玺辩》，载唐顺之编《稗编》卷三五礼十三“器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刘羲仲：《通鉴问疑》。
[76]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一四梁纪，《宛委别藏》本，第57册，903页。
[77]见《辍耕录》卷二六“传国玺”、《元史》卷一二二《按扎儿传》。
[78]郝经：《陵川集》卷一九《传国玺论》。
[79]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传国玉玺记》，《四部丛刊》本。
[80]《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参见（明）王鏊《震泽集》卷二五《礼部尚书傅公行状》。
[81]《明史》卷二四二《程绍传》。此事原委详见《徐氏笔精》卷八“玉玺图说”。
[82]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四。
[83]参见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84]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连载于《史林》25卷4号（1940年10月）、26卷1号（1941年2月），汉译文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东洋的近世》，黄约瑟汉译，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85]参看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序言，赵冬梅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86]关于宋代儒学复兴对于思想解放的一般性意义，可参看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87]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3册，1191页。
[88]严复：《与熊纯如书》之五二，作于1917年。见《严复集》第3册，6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89]郝经：《陵川集》卷三○。
[90]王恽：《请论定德运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五。
[91]关于王恽建言德运事，有一个误解需要澄清。王恽《论服色尚白事状》云：“国朝服色尚白，今后合无令百司品官如遇天寿节及圆坐厅事公会、迎拜宣诏所衣裘服，一色皓白为正服。布告中外，使为定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乌台笔补》）陈学霖先生据此认为，王恽主张蒙元德运应为金德，色尚白，以承继金朝之土德（《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见《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38页）。按王恽所谓“国朝服色尚白”，是指蒙古旧俗而言，与德运并无关系。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谓太宗窝阔台即位时，“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公言：‘陛下新登宝位，愿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故也”（《元文类》卷五七。此事亦见《辍耕录》卷一“白道子”条）。
[92]《元史》卷一八《成宗纪》，元贞元年闰四月庚申。
[93]见《元史》卷八、卷一三《世祖纪》。
[94]刘壎：《隐居通议》卷三一“元贞陈言”，《丛书集成初编》本。
[95]（明）何乔新：《椒丘文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6]《椒丘文集》卷八“史论”。
[97]《辍耕录》卷三。
[98]徐寿辉的国号，传世文献均记为“天完”，过去学者们对这个不伦不类的国号曾提出过各种猜测性的解释。据1982年重庆明玉珍墓出土的《玄宫之碑》，知其国号实为“大宋”。研究者认为，因朱元璋以韩林儿宋政权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反元红巾军的正统，故在明朝建国后将徐寿辉的“大宋”国号窜改为“天完”。参见胡人朝《重庆明玉珍墓出土〈玄宫之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刘孔伏等《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
[99]《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至正十一年五月。
[100]朱元璋：《纪梦》，《全明文》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册，178页。
[101]刘辰：《国初事迹》，《国朝典故》卷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上册，第84页。
[102]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原载《清华学报》13卷1期，1941年4月；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3]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04]《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明实录》第2册，1037页。
[105]参见前揭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宋史论集》第48页；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第104页。
[106]《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辛亥，《明实录》第2册，1026页。
[107]徐一夔等：《大明集礼》卷四八《乐·钟律篇》“火德去羽”条，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此书系奉敕所修，成书于洪武三年九月。
[108]《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辛巳，《明实录》第4册，2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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