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汉族士人所主张的独尊宋统说，而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在五运说的理论框架内来讨论正统问题的。按南北朝说和“三国各与正统”说，天下可以同时有不止一个正统王朝，绝统说认为正统可以不是连续的，独尊宋统说也只是从华夷正闰的角度立论，完全不涉及德运的问题。以力主独尊宋统而著称的杨维桢《正统辨》，最后还特别申明说：“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97]元朝为何不讲究德运，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元朝不取五运说，但传统的德运观念却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被当作一种思想武器充分地加以利用。红巾军的反元斗争，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复宋的旗号，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韩林儿和徐寿辉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国号均为“大宋”。[98]既以复宋相号召，而宋为火德，火德尚赤，于是红色就成了反元武装最鲜明的标帜。刘福通起事，即“以红巾为号”。[99]据朱元璋描述说，红巾军初起之时，到处都是“巾衣皆绛，赤帜蔽野”的景象。[100]故元末农民军被通称为红军，亦称红巾军。刘辰《国初事迹》明确地将红巾军尚赤与火德联系到一起：“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皆用红色。”[101]考虑到刘辰在元末身为朱元璋的幕僚，他的记载理应可信。不过，对红巾军的色尚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吴晗先生认为，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明王”之号以及朱元璋的大明国号，均出自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明教（摩尼教）久已与白莲教相混同，而红巾军的尚赤亦与他们信奉明教有关。[102]这种观点如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杨讷先生指出，元代白莲教与明教互不相涉，元末农民军的领袖都是白莲教徒，“明王”之号及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徒诵读的《大阿弥陀经》。[103]这说明以明教来解释红巾军的尚赤是不可取的。况且白莲社和明尊教（即明教）在洪武三年已被明令禁止，[104]而此后明朝依然尚赤如故，可见红巾军的色尚确实无关于宗教信仰。
所谓“太祖以火德王”，一般认为这只不过是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所采取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其目的是以复宋为号召，故宣称继承宋之火德；而当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毋需继续坚持火德之说，于是明朝一代也就不再讲求德运，五运说最终丧失了其政治功能。[105]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明朝究竟有无德运之说？迄今为止还无人做过深入的探讨。虽然我们承认，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正统理论，五德终始说的时代早已结束，但确有大量史料表明，明朝人仍在继续讲求德运。明代前期，人们普遍认为朱明王朝运当火德，从官方文献到私人著述，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106]如果说这条史料毕竟还没有点出“火德”二字的话，不妨再举出一个更明确的证据。明初礼官议乐律，谓周以木德王天下，木克于金，“故《周官》旋宫之乐……未尝及商者，避其所剋而已”，而“宋祫享之乐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则宋以火德王天下，论避其所剋，当去羽音，而太常用乐不审诗羽而审诗商，盖失古人之旨远矣。今国朝以火德王天下，与宋同避其所剋，则亦当去羽”。[107]按阴阳五行说，五行配五音，土为宫音，金为商音，木为角音，火为徵音，水为羽音。周为木德，金克木，故当避与金德相配的商音；宋为火德，水克火，故当避与水德相配的羽音；明朝亦为火德，故亦当去羽音。又明初“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其一为《炎精开运》之曲，谓“炎精开运，笃生圣皇”云云，[108]“炎精”显然是代指火德。洪武七年，太祖在致北元君主的信中声称“今我朝炎运方兴”，也是以火德自居。[109]另外，在当时一般士人的意识中，也大都认同朱明火德之说。洪武间，殷奎替甘肃总兵代拟的贺圣节表，有曰：“以火德王天下，交龙开受命之符；生圣人主中原，夹马纪发祥之迹。”[110]正统末，英宗北狩，“阴遣使谕镇守太监裴富”，裴富请占吉凶于卜者仝寅，仝寅说：“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计七八年当必复辟。午，火德之王也。”[111]仝寅谓午为“火德之王”，并据此推断英宗将会复辟，这也反映了明朝火德的观念。
除了火德说之外，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土德一说。万历间，张养蒙撰《五德之运考》，谓“我朝受命，有谓其尚火德，有谓其尚土德，纷纷无定”。[112]据我估计，土德说大概出现于弘治以后。罗玘《送益国长史胡君之国序》云：“今天子建亲藩，首兴，次岐，又次亦以益鸣其国。封子建昌，于天文其次鹑尾。鹑尾，火位也；火，土母也。国家以土德王，兹封也而冠以兹名也，得无意乎？”[113]罗玘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七年（1512年）致仕。[114]这是我看到的有关明朝土德说的最早记载。
那么，明朝人所标榜的德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元朝以前的五运说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实际上，明朝建国以后从未正式讨论过德运问题，所谓的火德，不过是沿袭朱元璋在元末红巾军时代的成说，而这种说法与五德转移的基本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五运说讲究五德相生，五行代替，岂有后代袭用前朝德运的道理？[115]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中期以后才有人提出土德一说，大概是主张以朱明之土德上承赵宋之火德，而将元朝列入闰位。但火德、土德两说相持不下，终无一定之论。这说明德运的确定在明朝已不再是关乎王朝正统的头等大事，不再是一种郑重庄严的国家行为，火德也好，土德也罢，都只是朝野间流行的某些非正式的说法而已。难怪就连清人似乎都不知道明朝还有德运之说，《古今图书集成》考述历代德运，至金而止；[116]清代的两种蒙学读物《群书纪数略》和《幼学歌》将历代王朝德运作为文化史知识来介绍，其下限均迄于宋。[117]总之，明朝人所讲求的德运，充其量不过是传统五运说的一种残余影响。
五运说最后一次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大概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自称以水德王，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118]赵士锦是大顺军攻占北京后留用的旧明官员，此记载当得自其耳闻目睹。刘尚友《定思小纪》也说：“贼虽未即僭位，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119]李自成为何号称水德？显然是因为一般人多以明朝为火德，故取以水克火之意，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是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不过按传统的说法，水德理应尚黑，李自成改为尚蓝，则又有所变通。
自明清鼎革之后，五运说的影响愈益衰微。清朝一代，再未见到讲求德运的记载。[120]关于清朝统治者对五德终始说的态度，从高宗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中看得最是清楚：
五德之运，说本无稽。……自汉儒始言五德迭王，遂推三皇五帝各有所尚，后更流为谶纬，抑又惑之甚矣。夫一代之兴，皆由积德累仁，岂遂五行之生剋？而服御所尚，自当以黄为正，余非所宜。元、明制度尚黄，不侈陈五德之王，其义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汉魏以后之陋说。[121]
《大金德运图说》是仅存的一部有关五运说的著作，高宗以为此书题诗为由，与这种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最后的决裂。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鲜明，足以使我们相信清朝不会再有讲求德运的可能。如果说宋儒是五德终始说的掘墓人，那么不妨说是清高宗宣告了它的最终消亡。
[1]欧阳修：《正统论》（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2]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作者认为，五运说的终结是北宋儒学复兴的结果。
[3]唐元和间，宪宗以《五运相承是非》为题殿试士人熊执易，熊氏但于卷首题曰：“此非臣末学所敢知。五运相承，出于迁史，非经典明文。”（见《类说》卷一九、《记纂渊海》卷三七引李畋《该闻录》）。就我闻见之所及，这大概是宋代以前仅有的对五运说表示非议的言论。
[4]欧阳修《正统论》始撰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包括《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秦论》、《魏论》、《东晋论》、《后魏论》、《梁论》等七篇，后收入《居士外集》卷九；至其晚年删订为《正统论》三篇，收入《居士集》卷十六。均见《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5]见前揭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第103页。
[6]《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7]《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
[8]华钥：《五德之运如何》，《明文海》卷八九，中华书局影印清抄本，1987年。
[9]参见西顺藏：《北宋その他の正统论》，《一桥论丛》（东京）第30卷5号，1953年11月；陈芳明：《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食货月刊》复刊1卷8期，1971年11月；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收入氏著《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
[10]此系司马光语。见刘羲仲《通鉴问疑》，《学津讨原》本。
[11]（宋）释契嵩：《镡津文集》卷五《说命》，《四部丛刊三编》本。
[12]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文集》第3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1640页。
[13]《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1962年，第2册，1046页。又《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五年六月：“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也是同样的意思。
[14]《御制文二集》卷八《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参见余靖《武溪集》卷四《褅郊论》、郑獬《郧溪集》卷一七《五胜论》、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八经籍门“五运之说”等。
[16]《朱子全书》第11册《资治通鉴纲目》附录一，3476—34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
[17]《义门读书记》卷三八《欧阳文忠公文》（上），崔高维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中册，第682页。
[18]依我之见，《通鉴纲目》不过是朱熹正统观念的一个史学文本的载体罢了。曾有门人“问《纲目》主意”，朱子的回答是“主在正统”（见《朱子语类》卷一○五《朱子二·论自注书》）。
[19]《宪宗实录》卷一一九成化九年八月壬戌，《明实录》第24册，2286页。
[20]参看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附录一和附录三。元代揭傒斯称“世之言《纲目》亦无虑数十家”（《揭文安公全集》卷八《通鉴纲目书法序》）；据我粗略统计，自朱熹之后迄清末为止，倾向朱子正统观而编撰的《纲目》体史书多达数百种。
[21]（清）孙宝仁：《季汉纪序》，见赵作羹《季汉纪》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稿本，出版年份不详。
[22]《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小戴礼·月令”，王星贤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2239页。
[23]《朱子语类》卷二四《论语》六“为政篇下·子张问十世可知章”，第2册，597页。
[24]《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杨遵道录》，《二程集》第1册，263页，王孝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又据杨时编订《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天地篇》：“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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