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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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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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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干脆就缺乏与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的学科意识，长期以来以“自说自话”为满足，既不能提出令其他学科关注的观点和理论，又不能提出足以激发学术研发活力的问题。
改革开放，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生活的富足，也在每日每时地摧毁着以农耕文明为土壤的传统的民间文化。而从总体上说来，这种民间文化（即民俗文化）正是我们民族独特性的表征和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现在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城镇化的加速，城市与乡村界限的逐渐缩小，人口流动的迅速增长，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使原本以口耳相传和习得方式传承的民俗文化逐渐式微、甚至归于泯灭。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人类追求文明和富足的要求不可阻挡，传统的习得文化及其影响在缩小和式微（尽管不可能完全消灭）也是历史必然，这给民俗学家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该做些什么？在此种形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开始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名录”，提出了包括中国的昆曲在内的19项亟待立项保护的项目类别，得到了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中国政府也开始把保护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正在制定和出台条例、法规和拟订认证制度。有关部门和研究团体也开始制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计划。我们民俗学家们该做些什么？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物欲横流，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长期革命时代形成的理想和信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失去效力之后，民众处于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如何在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吸收和继承其优良的部分、扬弃其丑恶的和过时的部分，重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道德规范，就不仅是摆在政府面前、也是摆在民俗学家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历史任务。我们该做些什么？所惜的是，我们的民俗学家们在时代的召唤面前却显得无所作为。
不久前，笔者在一篇题为《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里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活跃的新儒家学派说：是“和合”。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实际情况是这样么？儒家学说和儒学的思想体系，的确生存和延续了千余年之久，儒家学说所以有如此的生命力，除了本身有某些闪光可取的东西（如教育）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汉代以降它得到了历代统治集团的呵护与扶持。但儒家的思想体系并没有为亿万下层民众、特别是没有被众多的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它充其量只是上层人士和部分民众中的精神信仰而已。无庸讳言的是，在文化领域里，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上层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大有再抬头之势），与以下层民众为主要传承和信奉对象的下层文化，处于既互相对抗又互相整合的状态之中。当下中国的民俗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这样一个两种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的境遇之中，因此，对此，采取视而不见、避而不答的策略是无益于学科发展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应是最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精神。那么，什么是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或曰民俗文化精神）呢？这个问题需要做出回答，至少是应该进行探讨。但，可惜的是，民俗学家们目前还没有人对之进行研究，更没有作出回答。极而言之，“和合”不是、也不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新儒家学派的答案是不能接受的。试问，当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难道应当对他们说“和合”吗？中国人不是基督徒，不应该也绝不会当敌人打自己的左脸时，主动把自己的右脸送上去，对敌人讲“和合”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得到全民族认同的精神财富。先辈们从来教导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民族。“自强不息”，至少包括在艰难困苦中坚韧不跋、百折不挠，甚至如凤凰涅槃那样死而再生，指我们的民族能够克服和度过任何艰难困苦，永远充满信心和希望，民族延续、国运长久。“生生不息”，意指我们的民族一代一代，绵延不绝，乾坤永续，江山永存，永远不会忘国灭种。笔者认为，“自强不息”和“生生不息”才是我们的民众文化精神亦即民族文化精神！可是当我们的社会上许多人丧失理想与信念，新儒家学派在高唱“和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广大民众和相邻学科急需民俗学回答什么是我们的文化精神的时候，我们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有一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兼学者，对我笑谈起我们的民俗学家时说：“有些民俗学家们的文章和著作，好象在掌中把玩的一件件玩物！”我们的民俗学家们，如果满足于封闭在一个自在的圆圈之中，把民俗当成可以赏玩的玩意儿，那么，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地位，肯定是悲观的。许多青年学人喜欢谈论学术前沿，我想，民俗学面对的这样一些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不能不属于前沿性的问题吧？
谈论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还有一种文化不可忽视，那就是在市场经济下出现的通俗文化潮流，如电视文化、歌舞厅文化、通俗小说与故事、乃至以麦当劳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挑战。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新起的通俗文化呈现着不挡之势，已引起了文艺批评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文化批评学者，也成为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独特性论题之一。对此，民俗学家们也不能置身于外。 原理的建设与拓展
民俗学诞生15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100年以来，在我国，今天还不能说民俗学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民俗学的学科地位，一直没有确立起来，而在当今的学界，横加阻挠与贬低者，也还大有人在。在那些贬低和阻挠民俗学的学术地位的人中，也许他们的肚皮里装了很多别的什么东西，但我敢斗胆说，他们多数都是些对原始艺术和民间文化缺乏起码知识的人。去年笔者曾写过一篇《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的短文，就是对这件事和某些人而发的，指出了为什么会在当今的形势下出现这种以权势压低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的人和事。 回想90年前，江绍原先生在谈论民俗学的学科地位时引用过的一段话：“如Sir John Rhy所说：‘知道神话的内容固不是科学，然知道人类为什么产生神话却是。’高梅在E.R.E.中也说，收集材料等于造屋之前采集砖石，而‘分析，分类，和比较的工作，必须在知道谣俗每个款目的生命史之后，而不能在其先，’……就本国而论，则数年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有过一个风俗学会和另一个歌谣研究会（最近拟合并为民俗学会而命余主其事，但我不曾答应。），其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一个民俗学会。……谣俗学只愁自己不能采集材料，加以研究，而不必愁旁的学问还不承认它。” 民俗学学科要生存、要发展，不仅要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相关问题，而且要加强学科的原理建设，并且要在经典的学科结构和原理之外，不断地探索、拓展、建立和发展新的支学，如历史民俗学（包括考古民俗学）、象征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经济民俗学、区域民俗学等。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学科原理和方法的建设是基楚性的。正如Sir John Rhy所说的“知道神话的内容固不是科学”，而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解开人类为什么创造出神话以及已经在时间的风尘中消逝了的神话文本背后隐藏着的意义，那才是科学。应当看到，在我们的面前，还横亘着不少未解的谜团。民俗学，在总体上不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而更多地是一门实证的学科，但要使我们的民俗学建立更完善的学理和方法，克服学科手段和学术观念的老化、僵化、浅化，已成迫在眉睫的事，否则，就只能停止在对民俗现象做表面的描述和对已有的民俗资料做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上，而无法深入到现象的内部中去揭开隐蔽在现象背后而通常不被人知的东西。象征民俗学的兴起，开始把民俗学家们的笔触引入到了民俗现象的内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把民俗现象从一个个消逝的、表面的、僵死的供把玩的文物，变成了一个个流动的、内涵丰富的文化过程，从而在人们面前揭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当然这只不过是初步的。
旅游民俗学与经济民俗学兴起于90年代之初，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势所必然的事，而并非民俗学家们的自主创新所致。在这些边缘学科创始之初，甚至还遭到过某些非议。在旅游业蓬勃发展之际，包括村寨民居、服饰歌舞、巫傩仪式、神灵信仰等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无不进入了旅游业主们的视野，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在这里，不是学术带起了产业，而是产业催生了学术。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俗旅游最先起于山东半岛的“千里民俗旅游线”，以农村村落院舍的农耕民俗为依托，继而，一些著名的城市民俗文化村（如深圳华侨城的中华民俗文化村）拔地而起，把农耕文明下养成的民俗文化搬到了城市，开创了一种民俗旅游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创建，城市民俗村的设计和建造，几乎都留下了民俗学者的心血与足迹。产业一旦成为气候之后，学者们便引退了。曾几何时，民俗旅游又从城市的民俗村发展到或回到了农村的农家院，且蔚成大气，为国家和业主创造了数以几十亿几百亿计的利润，解决了一些农村农民的就业和收入。1997年在北京保利大厦开过一次以“葫芦与象征”为议题的“民俗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一本《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的文集，谁曾想到，4年后，学者们对葫芦的象征意义的破解，竟然催生了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项涉及到城市整体发展方向的民俗旅游工程。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分支，旅游民俗学在产业带动下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一些旅游院校里开设了类似的课程，若干理论问题也陆续提到了民俗学家的面前。由于一些业主不安按科学规律办事，使一些民俗村出现了民俗资源庸俗化的现象，迷信泛滥，格调低俗；而离开科学、违反科学规律而受到惩罚的事，不仅过去屡有发生，今后还可能继续发生。在市场的诱惑下，假造民俗的事例，也到处可见，所谓“伪民俗”问题，扑面而来，也已经为媒体和学术界所关注。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半瓶醋”的小知识分子和父母官的主持下，把本来产生于漫长农耕文明语境下、有着特殊寓意的民俗事象（如民族歌舞、信仰仪式等），经随意改造，加进许多外地的、甚至外国的通俗文化因素，不伦不类，甚至低俗不堪，既破坏了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纯洁性，又伤害了民族的自尊心。此类违反文化规律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地方上的民俗旅游景区和景点上，甚至也出现在覆盖面和影响面很大的电视屏幕上。现实生活提出来的这些课题，需要民俗学家们去参与，去研究，去提高。在笔者看来，一种类似MBA式的、以培养和深造高级民俗旅游管理人材的民俗旅游学院，早晚会应运而生的。 注 释：
1 参阅陶思炎《应用民俗学》第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钟少华《试论民俗学词语概念的近代阐述》，《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
2 郭沫若《殷契粹编》第896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
3 饶宗颐《画〇·中国绘画的起源》》第10页及附录《殷墟骨版图画》之五，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初版。 〇=繁体字（宁+页）
4 孔范今《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2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5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七七》。
6 指作者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以及写作于60年代而发表于1980年的《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等文章。后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一书中，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7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撮要）。
8 拙文《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收入《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第13—14页，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4年。
9 拙文《世纪回顾：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选择》，《民俗研究》（山东大学主办）199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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