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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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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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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提供的材料，修改了以前的看法，把蒋观云（智由）发表于1903年《新民丛报?谈丛》第36号上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指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最早的论文，于是把我认为的中国民俗学发端的年代提前到了1903年。陈建宪的《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回眸》一文，也持这种说法。 “近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使‘百年民俗’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对黄遵宪的研究，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前“五四”时期中国民俗学的一位重要的先驱。黄遵宪，在政治上是个改良派，但并不妨碍他在民俗学理论上和民俗学实践上所作出的建树。他兼有政治家、外交家、诗人和学者的多重素质和身份，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而且深受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浸染。1877年出使日本任参赞，其间在当地作民俗学调查并于1887年完成《日本国志》（包括《序》、《学术志》和《礼俗志》）。1897年在湖南推行新政，大刀阔斧地进行的移风易俗改革，实现他的‘治国化民’、‘移风易俗’的民俗观和政治社会改革抱负。在文学创作上，他以家乡客家人的民俗为本，创作了具有民俗风味的《己亥杂诗》及诗论。他说：‘虽然，天下万国之人、之心、之理，既已无不同，而稽其节文，而乃南辕北辙，乖隔歧异，不可合并，至于如此；盖各因其所习以为故也。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他又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合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其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 他还自称‘外史氏’，在所供职的日本国，‘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并‘勒为一书’。所有这些，特别是《日本国志》一书，都应看作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阶段、即‘前五四时期’民俗学的重要遗产。黄遵宪关于民俗学的关注以及论述，显示了他对民俗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的真知。尽管近年来也有人写过有关黄遵宪民俗学思想的文章， 但遗憾的是，民俗学界似乎并没有给他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形成初期的地位和作用以足够的重视。
“1900年维新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京。留日学生戢翼翬于同年在日创刊《译书汇编》月刊，系统介绍西学，是为我国近代第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杂志。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发表维新派政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抨击封建顽固派，也发表维新派诗人的作品文章。蒋观云于1902年将自己介绍西方文化和进化论思想所撰之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文章，集为《海上观云集初编》交付出版。 在该书《风俗篇》里，蒋观云对风俗的形成和社会作用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他说：‘国之形质，土地人民社会工艺物产也，其精神元气则政治宗教人心风俗也。人者血肉之躯，缘地以生，因水土以为性情，因地形以为执业，循是焉而后有理想，理想之感受同，谓之曰人心，人心之措置同，谓之曰风俗，同此人心风俗之间，而有大办事之人出，则政治家焉。……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虽亦以其一己之理想，欲改易夫人心风俗……是故人心风俗，掌握国家莫大之权，而国家万事其本原亦于是焉。’他的风俗观，旨在从中西风俗的比较中，强调中国人的风俗有亟待改革的必要。他说：‘安田里，重乡井，溪异谷别，老死不相往来以为乐者，中国人之俗也；而欧洲人则欲绕游全球，奇探两极，何其不相类也。重生命，能屈辱，贱任侠而高名哲，是非然否，争以笔舌，不争以干戈者，中国人之俗也；而欧洲人则知心成党，留学为荣……。事一人之事业，一人之业，朝政世变，则曰吾侪小人，何敢与者，中国人之俗也；而欧洲人……人人有国家之一份，而重有国家之思想……’等等。‘今夫中国，风教因已相安，制度固已相习，使早能锁国，果能绝交，虽循此旧俗，无进步之可言。’他的结论是：‘中国入于耕稼之期最早，出于耕稼之期最迟。’‘数千年便安之风俗，乃对镜而知其病根之所在’。 1902年冬蒋赴日，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作编辑，并于1903年在该刊《丛谈》上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 这篇文章被学界认为是最早的神话学论文。（按：近据友人告，清廷税务总署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活版印刷出版的英人艾约瑟应赫德之请所撰《西学略述》第55页辟有《风俗学》一节，应为目前所见最早提到和论述‘风俗学’[民俗学]的文字。此书于1896年由上海著译书堂重版。——刘）
“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周作人、周树人、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作为启迪民智的新工具引入文学、历史领域，用以探讨民族之起源、文学之开端、历史之原貌。 晚清末年，革命派“驱逐鞑虏”的反清情绪和政治运动，也直接激发和推动了神话学和民俗学的发展。章炳麟、刘师培、黄节等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感生神话和图腾主义的研究和阐释，除了对民俗学、神话学等学术思想的推进外，还用来从政治上指斥异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晚清时期，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学者们，虽然他们不是专门从事民俗学的研究者，但他们关于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他们张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服务的，无疑也催生了或奠定了一门新的人文学科——现代民俗学的基础。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期问题，对于本世纪初期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民俗学的开展，不可能占用很大篇幅来论述。比如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在民俗学方面的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次思想革命、语言革命和人性解放的革命。晚清近20年间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萌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虽然在学理上还显得幼稚，却因其以蕴藏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对民族团结和社会整合起着重要作用的民俗事象（特别是民间文艺）为对象，而对抨击和对抗封建思想、拯救人的灵魂起着更为深入的作用，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受到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视，并纳入新文学运动的洪流之中，成为新文学的一翼，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从这时起，暂时放弃了从西方移植来的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理方面的探讨，而转向了主要以文化对抗和心灵教化为指归的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为方向的发展道路。”
最近，在梳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有趣材料。笔者所见，最早使用“神话”这个词汇的中国学者，其实并非蒋观云，而是梁启超。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后，于1902年1月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进行文化革命宣传，提倡民族主义。该刊从1902年2月8日起开始连续刊载他写的系列文章《新史学》，从而拉开了继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系列文章之后的第二次文化革命行动。《新史学》系列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他在该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神话”这个新的名词。他写道：“当希腊人文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笼罩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作亚述）、巴比仑、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今译闪族人——引者），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其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 在没有发现更早的材料之前，我们姑且认定他是第一个使用“神话”这个词汇的中国人。梁启超以要强大中国必应提倡民族主义为指归的“新史学”观，显然是在当时日本明治维新领袖们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在思想上对陈独秀等人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奠基的作用，然而他的“新史学”观也因其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定位为“封建专制文化”而发生过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他关于神话和宗教的观点，显然也受到了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的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响，以进化论的观点反观人类神话与宗教等文化现象的嬗变，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宣扬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梁启超的“新史学”观，显然包含着很不成熟的方面，后来，1921年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写的《太古及三代载记》，1926年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早年的《新史学》的偏颇做了修正。
此后，“神话”一词，便通行于当时出版的人文著作之中。同年，同时被称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夏曾佑，出版了我国近世第一部史学专著《中国古代史》（关于该书的出版年代，学界众说纷纭。有说是1902年的（倪墨炎）；有说是1904年的（方鸣）；有说是1905年的（钟敬文）），辟出五节文字专论神话的起因和特点，并指出三皇五帝之说，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疑时代”。1903年，蒋观云发表了上面提到的《历史?神话养成之人物》一文；蔡元培据夏田次郎日译本转译的科培尔著《西学略述》（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9月出版）中第一次采用了“神话学”这一专有词语；高山林次郎撰《世界文明史》（译者兼发行者：作新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二十五日印刷）第一次引进了在西方已经流行的“比较神话学”这一专有名词，作者还运用欧洲进化论的理论阐述神话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甚至也有保留地借鉴了马克斯?缪勒的“语言疾病说”理论。
新发现的这些材料，为“20世纪民俗学”概念站稳脚跟，又增添了一份证据。尊重和探索历史发展的本来逻辑，把“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1900年）看作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树立“20世纪民俗学”观，应该是证据确凿、顺理成章的事。如此，中国现代民俗学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里程。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特点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在19世纪末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思想影响下诞生的，但由于中国文化渊源的深厚，中国现代民俗学一经诞生就按自己的道路发展，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走下去。我们常说：中国人有一付健康的胃。意思是说，中国人能够消化所吸收进来的一切外来文化，把他人的筋骨变为自己的血肉。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正是这样的。
西方民俗学的诞生，有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一方面，民俗学的产生适应了欧洲大陆长期神权统治的崩溃，人权得到尊重和张扬，浪漫主义思潮狂飙突起等政治、宗教、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又适应了欧洲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霸权政策改变的需要。忽略了这些背景因素，就无法看清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人物在移植西方民俗学时的心态和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江绍原发动的关于民俗学的名称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就指出：“Folklore 之成为一种学问，始定于N.G.Thoms创这个名词起，时代是1846年，那时正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改换的时期。此前的旧殖民地政策，前期目的只是掠夺当地的人民，在欧洲外的殖民地上，用直接抢劫，奴使种种方法所获的财富，归到欧洲去变为资本。这时的新的殖民地政策，主要的是以为掠夺殖民地的任务是要把这些殖民地变作销货市场及原料的源泉与移植资本的地方。因此上，要明了一个殖民地，一个种族的习俗，以为利用，破坏之用的研究，成为必要，而民俗学便合乎时宜地产生了。（所以现在《大英百科全书》里面Folklore条下还有一句定义云：”The Learnins of the Uncultured;……”）那时又正是英法两国争取殖民地的时候，结果是英国占了优势，而民俗学之于英国产生也不为无因。总之，Folklore是有用的一种学问。”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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