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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心理文化与中国古典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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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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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礼记·郊特牲》有云：“魂气归于天”，明言“魂”是“气”，是一种精微的物质性的生命能量；它所依归的价值时空也径直称为“天”，明言其乃是宇宙间明明白白的一方处所，而并非寻常所谓幻境。这“魂”、这“天”、这有关灵性生命的一切，不仅是古代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在全身心地与之打交道的真实存在，更是古典诗歌的诗性源泉。本文不涉及系统的古典诗学理论内容，但这里不妨稍加提示：袁枚的“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王士祯的“枫落吴江妙入神，思君流水是天真”；顾嗣立的“乐府歌谣古意存，蛇神龙鬼语销魂”……这些实即“性”、“神”、“魂”等范畴的展开与深化，都得在拈出人的灵性生命的维度后，才可能真正得到理解。 1.4：人文生命：现实时空及其内在逻辑
人的人文生命在三维聚合系统中呈现为肉体生命和灵性生命经由融贯、冲突与化合而生成的新的生命形态。这种形态是状态性的、过程型的，它只能存在和活动于现实时空的维度中。这样的生命是外在生命的提升，是内在生命的落实。在生命巨系统中它更多地是作为肉体生命与灵性生命彼此发生关联的场所而存在的。人文生命是完整的，是物质（肉体）和精神（灵性）相统一的，古典文化中也常将“身”与“心”、“形”与“神”连言或相对言，如唐吕岩《绝句》云：“有人问我修行法，只种心田养此身。”意即：只有将“心田”的“种”和“此身”的“养”合在一处，方是真正完整的生命的“修行”。汉译《法句经·生死品》诗偈云：“神以形为庐，形坏神不亡。”意即：生命巨系统内部“神”与“形”的统一，是以“神”为主导的动态的统一，“形坏”意味着这种统一关系的瓦解，同时意味着现实人生的收结。如果说，肉体生命是必死（“坏”）的，灵性生命是不死（“不亡”）的；那么，人文生命就是“会死”的。现实时空中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会死，他面对“形”的“庐”的日复一日地走向衰朽，而无法切身证实“神”的“不亡”，因而对他而言死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限度，古典文化称之为“大限”，他必须直面这一基本的限度来思考生命的意义所在。思考，而后作出选择，这是人文生命存在的基本结构。工具时空的逻辑（“命”）是“定在”的，价值时空的逻辑（“性”）是自由的，那么，现实时空的逻辑（如这种选择本身）则是一种定在中的自由。古代中国人将人文生命称作“性命”，就是强调其灵性的、不受束缚的一个侧面。真正出于自心的选择必然千差万别，结果，每一个人都带着他对生命的独到理解来创造自己的人生世界，每一个时代亦都带着它对生命的独到理解来建构自己的文化精神。文化如此，艺术亦然。这样，我们对古典诗歌的发展史的深层读解就只可能是立足于生命的。现实时空不同于工具时空，因为它已然带进了人的活生生的体验与理解。工具时空的万事万物都是实证科学的解剖刀下的样品，然而现实时空却不行，人文生命勿宁说是透着灵性的、呈露着一切不可思议的精神体验的肉身。析言之，人的肉体的活动可以用科学模式加以规范，而人的灵性的生成却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它是不可规范的、神秘的一片浑然。同样，人体生命的巨系统中，并没有抽象而独立的肉体生命，只有人文生命是直接可感的，我们可以部分地采用实证科学的描述方式描述它的肉体之“象”，但同时却必须采用人文科学的领悟方式领悟它的灵性之“意”。两者间的消长与平衡构成了不同个体以至不同时代的生命基调。以此视角考察医学和养生学，则灵性生命的祥和可能伴随着肉体生命的康健，同样，肉身的疾厄可能来源于心灵的失衡。据生命科学家研究，意识的反射作用甚至能损伤与修复DNA，诗性审美的沉醉当然可能承担治疗学的功能。《黄帝内经》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心理的转化为物理的，这是中国型的古典医学与诗学的独特机理。以此视角回溯中华文化史，则夏商周、汉魏六朝、唐代、宋元、明清、近代的更迭意味着自然生命、价值生命、人文生命、理性生命、感性生命、民族生命的交替。从自然生命到价值生命超升，再从理性生命向感性生命安立，工具时空（“器”）与价值时空（“道”）完全打通，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生命走成了一个完整的螺旋。这同样是中国型的古典社会的生命轨迹。
古代中国人相信人文生命自有其生命能量，这种既依附于形体又超越于形体之上的生命力量，古典文化称之为“魂魄”。刘禹锡《九华山歌》云：“奇峰一见惊魂魄，意想洪炉始开辟。”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云：“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魂魄”乃“魂”与“魄”的凝聚和合，晋代杜预《春秋左传注》中解释“魄”为“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魂”为“精神性识，渐有所知”，其实“魄”与“魂”皆是气，《淮南子》就明言：“天气为魂，地气为魄。”至于“魂魄”当然更是“屈伸往来”的气，朱熹云：“二气之分，实一气之运”［5］，在属“人”的现实时空中，“天气”与“地气”原是统一的。“魂魄”的气化流行又本来感通万物，贯彻天地，这样，就自然地引导出了古典文化对于“万物皆有生命”的信念：万物皆气之聚散，亦皆生命之流行。万物之生命力量互相贯通，泯然无间，生生不息，周流不已，共同构成浩大无涯的宇宙大生命。于是，人体生命便无法束缚在一己的阻隔之内，宋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生命只有提升到宇宙大生命的高度，汇入大化川流之中，才有真正的意义可言。这是一种宏大的天人境界。正是基于此，近代文化才有可能将辩证回环的个体生命延展为民族的生命、时代的生命，升华为天地的生命、宇宙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中华生命精神的超越发展。康有为《赠朗夫》云：“不忧不惧乐天性，全受全归观我生。安乐空中入非想，天游光里听天声。”可谓证道之言。
注释：
1、辜正坤：《中西诗鉴赏与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参阅艾克尔斯：《大脑——精神问题是科学的前沿》，《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2期。
3、张松如：《第三自然界概说·结语》，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宗教》，岳麓书社1986年版。
5、《朱子全书》，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 如果说，人的灵性生命刚刚从自然界的重重束缚中摆脱出来时，难免会呈现出朴素质直、自然清新的精神特征；那么，随着文明的发皇，社会的演进，灵性生命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之后，必然创造出一个华丽精严、汪洋恣肆、深髓幽远、变幻莫测的心灵世界。
第二章：夏商周：自然生命的诗性历程
……丰富的感触印证着萌动的诗心……
钱穆先生有言：“凡中国文学最高作品，即是其作者之一部生活史，亦可谓是一部作者之心灵史。此即作者之最高人生艺术。”［1］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亦可作如是观。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时代的生命基调是它的种种具体的文化与艺术成果的主题与灵魂，而诗人对生命的理解则直接主宰着其诗歌的意境特征和语言风格。夏商周时代历时2200余年，正是古典诗歌萌生与成熟的时期。从伏羲时代到黄帝唐虞之世，文明之幕拉开，伴随先民集体劳作的生命实践，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上古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这主要是由于其歌词少有文字著录，偶有传述，亦杂伪托，语多恍惚，难作凭信。夏商两代约940年，中国型的文明社会走上“早熟”发展的正轨，诗歌也已从萌生状态起步，音韵铿锵宛转，意境大气磅礴。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的1300年间，才完整地开拓出《诗经》、《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到春秋战国从宗族城邦社会向家族帝国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生命意识和诗歌美学意识，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
2.1：《诗经》（上）：自然生命的诗性醒觉
《诗经》中主要收录的是从西周建国到春秋中叶约450余年间晚期宗族城邦社会的作品，但其中也包括殷商贵族祭祀祖先的《商颂》五篇，另外还有几篇周族的劳动祭歌（如《生民》、《公刘》、《七月》、《载芟》、《良耜》等）是夏商时代周族兴邰居豳阶段的作品，而《国风》中也还会有为数极少的形成于西周之前的古歌。
周族即姬周族，其先世可以上溯到源自西北的黄帝族系。由于在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周族的农耕就十分发达，与之相伴随，其文化之兴盛亦始终与源起西南的夏民族不相上下。保存在《大雅》中的《生民》便是周人正处在宗族城邦前期的祖先神祭歌，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史诗。其制作成型可能是在夏初文明渐趋成熟之时，但仍留有明显的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的痕迹。《诗经》中保存的许多早周诗歌可能都是周初才被写定的，但它被写定的时间并非它的制作时间。《生民》一诗的内蕴极为丰富，它完整地记录了早期周人的宗教礼俗、思想意识、农业生产和群体生活。中国的史诗作品把目光凝聚在先民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放声歌唱祖先开辟新世界的英雄伟迹，处处流露出现实人生的亲切风度和仁厚品格。作为它的源头形态的《生民》即其典型例证。
“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糜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
意思是说：遍地都种满了麦子、黑黍，于是收获、堆在田地；遍地都种满了赤粱粟、白粱粟，于是肩也挑、手也抱、背上也背起，回去开始盛大的丰收祭礼。等到我们祭祀时该怎么办？有的舂来有的舀米，有的簸糠、有的搓细，淘起米来沙沙声响，煮起米来四处飘香。”那“获”、“亩”、“任”、“负”、“舂”、舀、“簸”、搓的活泼的劳动场面无疑是周族先民那透着审美情味的日常生活的诗化体现。丰富的感触印证着他们那萌动的诗心。“以赫厥灵，上帝丕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意思是说：已经显示赫赫神灵，上帝心中十分安宁。姜原的祭祀他十分喜爱，居然生出一个男孩。
“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儃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意思是说：把祭品盛在木碗里边，木碗和瓦碗都要盛满。它的香气开始往上升，上帝享受心中喜欢。香味弥漫实在浓郁，后稷始创祭天之礼。幸而从没犯什么过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此时周人的世界观已从氏族时代的“原始拜物教”发展为“上帝居歆”、“庶无罪悔”的人天和合，拥有着“以赫厥灵，上帝丕宁”的和谐的人神关系。“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拂厥丰草，种之堇茂。”意思是说：到了后稷种起了庄稼，有辨明土质的诀窍妙法，拔除那些杂生的野草，干起活来努力勤劳。与周人那和谐的天人关系相谐的正是他们的“堇茂”的人生态度：勤勉、努力、恭敬、警惕，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境界恰是人性的最初觉醒的标记。这时周人心目中的“天”指的是自然之理，“帝”是说宇宙间大化流行像有主宰一般，并非以为有着超越宇宙万有之外的有人格有意志的神灵。《生民》一诗采用铺写手法，通篇风格凝重，意境庄严。人文世界的育化是整体和有机的，周人成熟的诗歌艺术当然是它的圆满悠久的生命境界的自然流露了。
约当夏桀时期（前16世纪），周族的著名领袖公刘率族众从原来居住的有台地方迁到长林丰草的豳地平原。《大雅·公刘》就是周族自述开国历史的英雄祖先颂歌，它成于周人居豳时期。英雄史诗的出现标明周族已迈入了更高的文明时代的门槛。“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意思是说：（公刘）入席就座，倚着短几，传告众人准备行祭：“去到猪圈把猪捉来，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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