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生活化的态势,这本来是很好的气象。有人却因而认为未来应该是市场交换原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时代;还有人认为,在现代化的市民社会,应当告别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走出孤立的自我主体,主张将道德目标下移,或只宜提倡最低限度的公共伦理——如不偷盗、不杀人、不违法等即可,以保证主体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更甚者,有人因此提出“躲避崇高”、“告别传统”、“远离英雄”等一些带有极强误读性的命题,有意将生活和价值进行破坏性的消解,使之平面化、边缘化、零碎化,引向相对主义。

　　我们认为,这些命题的建立和界定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之成为人,不能没有道德理想的内涵和终极信念的支撑,不能拒绝理性和崇高,人尽管生活在世俗世界,却有着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理境;大众层面流行着以市场交换为基调的文化价值观,然而人活着却需要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支柱和价值理性,呼唤精英层面,进行人文超越。各种解构主义将生活标准加以庸俗化,将价值理性加以平面化的立场,并泛化到对于人生和社会具有根本导向意义的道德精神生活领域,只能将现代化的市场社会引向低级、鄙劣、粗俗乃至迷乱的非理性王国。人类的市场活动是不能否定政府行为、法制规程及伦理教化的。如果人们为摆脱以往那种华而不实的道德空话、假话和教条的束缚,而任由市场交换原则泛化越界,容忍不正当的利益驱动,只会在社会上营造蝇营狗苟和物欲横流的风气,其结果不但不能实现公共理性和最低限度的伦理,还会坠入物的、金钱的樊笼中,助长各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西方现代化和工商文明的进程,就曾伴随着挥之不去的人性异化、精神滑坡和道德失范的历史,这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摈弃德性传统,全面功利化所带来的自身难以克服的无意义生活之困境,这对我们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人是不能生活在一个信仰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上,去经历那种没有虔诚心情,没有敬畏之感,没有崇高仪式的生命的贫困的”。[3]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必须着力提升全社会的凝聚力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要抑制市场原则的泛化越界,很有必要从传统道德资源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进行综合创新。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极高明”与“道中庸”的辩证结合,是以“明人伦”为本,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在平凡生活中,觉解生活与生命的意义,既追求理想的大同世界,又追求人格的完善,在日常伦理中,折射着民族的道德理想,在世俗社会中留存道德和良心的纯朴地盘。这些无疑都是极为可贵的、可资借鉴的道德资源,对于增强今天全社会的凝聚力和提升人们的道德自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三

　　当然,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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