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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内容庞杂,在今天看来不乏腐朽落后的因素,而且其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对国家政治改革方面的帮助,对现代化的推动等都是十分复杂的课题,不是线性的一一对应关系,还需要加以辨析、梳理、批判,寻找新的视角和意境,完成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对于这种转换,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一方面,归根到底只能以新时期社会主义实践为旨归,而不是传统道德文化本身,“……,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经过当代中国实践选择、改造和转进的过程。”[4]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进行扬弃和发展,而不是直接根植于传统道德或者传统道德内容的简单掺合,更不是所谓的重振传统道德文化。“传统美德,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将其重新熔铸,使其升华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构成要素”。[2]在走向新世纪的今天,那种凭“《春秋》断狱”的自期自许,那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自我满足,那种将“天人合一”的伦理本位及其所适应的农业社会形态视为圭皋,当作处世为人,推进现代化之指南的观点已经不大行得通了。我们要继承光大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提升其丰富内涵,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黄金规则和核心价值层面,唤发其生命力,还要注意巩固现代化过程所必备的科学精神和功利尺度,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进行相互之间的涵化、包容与整合,达到建构、创新意义上的优化组合,从而在全新的高度上促进民族性格的塑造,管理经验的提升,生态环境的平衡,民族文化的建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万剑丛中觅生机,创造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传统美德积淀的泛道德主义对价值理境的追求和对人文超越的感悟,而不适当地将当今的文化建设引向高处不胜寒,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毕竟传统伦理文化及其设计的大同理想,是以反功利的“仁”、“义”观念构筑其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纲领是以维护贵贱尊卑的等级观念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的,缺乏发展科技、经济及推进民主法制的观念,并且作为传统文化本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伦理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对科学理性的排斥,将中国人对本体的追求引向抽象的泛道德主义,也不利于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对此,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C.Nevil)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力,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5]充分说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文化只有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唤发生命力,在现代社会中重放异彩。而由此出发,一些“经典”的论述便简单得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西方进入启蒙时期,启蒙理性高歌猛进之时,中国却一步步走向落后是与传统文化本质密切相关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又是更有待于需要进一步拷向的命题。
如何对待传统,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槽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6](P707~708)这就给我们学习、借鉴历史和传统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就未来的发展态势来看,我们需要建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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