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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善良本性就是一种与圣人“同美”的过程。就个人的身心修养而言,孟子将孔子提出的“自省”改为“自得”,主张独立地寻求人生之道,自由地领悟人生之道,反对任何权力的干预。其《离娄下》篇记述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所谓“自得”,表示主体性高扬。孟子严厉地批判诸侯“率兽而食人”,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想标准,就是一种“自得”。他意识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也就是说,自我人格是天地间最可贵的,通过反求诸己,找回自己善良本性,就会得到莫大的快乐,由此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责任。就人的社会责任而言,孟子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他充满自信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一副王者之师的气派。可是实际上,孟子游说诸侯,从未得到一官半职。但他并不气馁,并不像孔子那样感伤。孟子将一切艰难困苦都看成肩负使命的磨练过程,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这所谓“天”,就是历史、时代,事实上是孟子自主意识的体现。远离权力,使孟子得到充分的自由。他于是创造一个符合自主意识的“天”来对抗权力,以“天爵”来对抗贵族的“人爵”。[11]其《告子上》篇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凭借超越世俗的“天”创造了一系列反权力话语,痛斥战国诸侯“得人爵而弃其天爵”的愚蠢。孟子将“内圣”“外王”两个方面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就是说,不得志,也不屈从于任何权力;在各种威胁与诱惑面前保持主体人格的自主与独立。也就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这正是中华民族历来最敬重的硬汉子精神,一种浩然之气,一种阳刚之美。 具有这种独立自主的主体人格精神,就足以进入人生快乐的境界。孟子描述人生快乐之境的三层次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不同于世俗之乐的“三乐”观。他认为,阖家身体健康是基本的快乐;而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人格,正大光明,问心无愧是更大的快乐;能够教育学生成为高素质的人才,实现自我价值是最高层次的快乐。孟子的“三乐”观,体现了孟子的主体人格美学与独立自主精神。他的人格美学思想,完全排除了礼教权威,甚至超越了孔子。在孟子之前,孔子有“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孔子的“三乐”说,局限在调节伦理关系上,而孟子的“三乐”观则体现出反权力话语的人格精神,体现出强烈的人本意识和人性色彩。[12]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孟子的个体人格美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社会变革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处于流离转徙、饥寒交迫境地的下层民众的要求,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孟子所处的年代,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滥杀无辜、弱肉强食,暴政带来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孟子提倡主体人格美思想,这不仅可以促使统治者收敛暴政,而且对改变寡廉鲜耻的战乱年代的社会风尚,建立和谐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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