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思想家已注意到“道德”内部的层级性，并尝试过各种“道德分层”的努力。黑格尔将道德分为三层:“抽象法”，“道德”，“伦理”.康德分为“完全的义务”与“不完全的义务”。哈贝马斯近几年将实践理性划分为“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罗尔斯则区分了“责任”与“超责任”。我们的区分与他们的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名同而实异，这是必须注意的。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多元道德度级的思维模式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道德”生活的复杂性，解决伦理学、伦理史以及文化比较等等许多领域中的间题。本文讲的是文化对话问题，下面我们就在这方面作一些讨论。

　　对照这一道德度级体系，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东、西方文化占据着不同的道德维度，哪一方也不能自许为“普遍真理”。西方文化主要处在“公正层”上。罗尔斯在其思想的后来发展中，日益强调自己的工作并不在描述永恒绝对真理，而只是在把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特有道德直觉理论化。。其实，早在其巨著《公正论》中，他就说过自己反对功利主义而构建新道德理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防止功利主义理论所导致的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基本权利的后果.他所立下的“自由第一”原则更是清楚地表明他的整个公正理论属于“防护型、，—在“个人”四周筑起犷.道“权利”堡垒，防止他人或国家的侵犯。这样的道德学不对人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讲的是对别人利益增减不感兴趣的个人们在一起生活会认同怎样的分配原则，而不是热心公益者如何“牺牲自己、帮助他人”。

　　相比之下，东方文化主要地处在“伦理层”.在所谓“无知之幕”之后的东方人，大约会选择一个人情关系密切、大家庭式相互照应保障的社会功能网络的目的论体系。“伦理层”仍然属于基本的道德度级，其作用也是“防护”的。不过西方文化主要防的是“外”对“我”的干预(历史原因:宗教战争以来对“宽容”的敏感等等)，东方文化却主要防个人的反社会性欲望的过头(历史原因:家庭本位社会体制的绵延不断等等).东方文化也保护“人”，但不是抽象个人，而是作为功能角色的社会人。这种保护并不仅仅限于用“忠”、“孝”原则来保护上层，也是用“仁、慈”来保护大众。当然，由于整个符号系统是辩证关联的，所以，护“民”也就护了“王”。

　　当我们说东、西方文化各自主要隶属于某类“基本”道德层面时，我们并没任何说它们“低级”的暗示。首先，“基本的”常常意味着“起码的”，而人们正是在起码的东西都得不到保证时，才会愤怒.其次，“基本的”并不等于“易得的”，人类几千年历史至今仍然主要地在为争取基本的东西而奋斗。不过，超出基本层之上还存在更高道德维度，它们虽然并非维系一个社会所必需，但有了它们却也会使社会生活得更美好。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都以各自的方式拥有某种“高层”道德.比如西方道德除了公正层之外，还有康德式道德理想主义与基督精神。东方孺学中，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仁—圣的大同理想(准宗教)层面。

　　由此看来，东、西方文化都是(有)道德的文化，都以各自方式完成着社会向道德提出的任务，都没有理由指责对方是“非道德文化”并在潜意识中一定要“清除异类”而后快.至于为什么东、西文化会以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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