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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历史与建构文化身份——浅析台湾原住民论述的文化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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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8-21 11:15: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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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高山族人民特有的为外人所难以深切体会的思想感情真正表达出来。‘山地文学’也才真正成为台湾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种类。”从文学史这个角度肯定了原住民文学在台湾文学上的位置与作用，也肯定了原住民知识分子对于阐释自己历史所拥有的解释权力。大陆学者乌热尔图在谈到外族知识分子对萨摩亚人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后，针对历史的阐释权，他主张这是原住民族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原住民历史)那是集体的参与过程，无论年岁的大小，不管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同样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那强烈的述说与阐释的渴望与冲动，远远地超出我们习惯于日常的社会性比较与偏重于理性分析的现代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强烈的述说与阐释的渴望，使生活在早期社会的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自我阐释的权利存在于他们之中，存在于他们全身心融入的部族意识里。”因此，原住民族对历史的建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使文化身份得以确定，还有一种争夺自身文化阐释权的作用。
瓦历斯·诺于是重构历史的主要支持者与实践者。他认为原住民族要清楚自己的文化身份，其最急迫的任务之一在于“重构历史”：“谈到台湾史，论者常以四百年开垦史来解剖，常无视于台湾原住民族两千年存在的事实，甚至可追溯到五千年以上的存活事实。谈台湾人民的历史，台湾原住民族人民的苦难也有意地归纳到历史的必然，而成为台湾人民苦难史的花瓶、泡沫。”对于原住民族历史的被遗忘，瓦历斯·诺干指出权力的压制是罪魁祸首：“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一般而论，文献愈是私人的、地方的和非官方的就愈是难以幸存。正是因为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一张绵密的权力网络，权力网络的通路最后都来到一问隐密幽暗的密室，在这间不为人知的密室里，历史正被巨大的权力网络录进一个巨大的录音机，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过去。”原住民的历史就是这样被纳入到权力生产范围内，而导致消音或者“污名”。重构历史可以达到“涤清历史的污秽，强化战斗意志，抛开污名的束缚，揭开统治怪兽面目”。
二、口传文学与原住民历史的重构
族群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根源与力量存续的依据，象征着一个共同体的命运史。而由这个历史建构起来的思维体系，如对人类生命的起源、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生活方式的渊源、对事物的命名习惯都会因与其它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原住民由其独特经验建构起一套解释世界的逻辑，于是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笑话谚语、诗歌对唱等口传文学成为了原住民族历史的重要构成。重构历史的努力有多种方式，例如以回忆的方式来重新认识族群，亚荣隆·撒可努的《小米的故事》、霍斯陆曼·伐伐的年我们祭拜祖灵》、白兹-牟固的《亲爱的Ak’i，请您不要生气》叙写了一篇篇往事深情；除了以回忆的方式来重构历史外，描绘原住民独特的风光的作品也占有一席之地。像亚荣隆·撒可努的《走风的人》和白兹·牟固的《亲爱的Ak’i，请您不要生气》都描绘了原住民独特的生活经验与习俗，夏曼·蓝波安和霍斯陆曼·伐伐都对原住民的山海世界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描绘。夏曼·蓝波安的作品就很好地表述了原住民族的独特经验与海洋文化的特异性，如原住民的禁忌：“六月之后，把你们晒好的飞鱼干收藏好，迨九、十月之月圆之日，你们务必要把晒干的鱼干全部吃完。……第二天，若有剩余的鱼干时，皆要全部丢弃，不能存留几尾鱼干。”这个禁忌与达悟族对自然的认识有关。每年夏天飞鱼汛期会至，达悟族人开始捕飞鱼，而到中秋的时候飞鱼汛期结束，达悟族人就改成捕捉其他种类的鱼，让来此过冬的飞鱼休养生息。夏曼·蓝波安通过对这种禁忌的描写体现了达悟族人对飞鱼习性的了解，也体现了他们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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