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析《伤逝》和《群鬼》的文化批判 |
 |
时间：2010-11-28 12:03:40 来源：不详
|
|
|
馆”“吉兆胡同”“通俗图书馆”带有很深的文化隐喻色彩。
关于“会馆”，颜蓄在《寻访京城老会馆》这样说:“如今研究会馆的人把北京的会馆分成三类，一类是给旅京的同乡和参加会考的士子居住的。另一类以祭祀、集会为主。第三类是专门用来祭祀和议事的，大部分为行业会馆和会馆的专祠。”我们可以推断涓生住的会馆当属第一类。这里聚居的多为仕途领域的男性，隐喻了中国的男权社会。所以涓生和子君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是无法在会馆找到立足之地，他们因此而搬人民间的吉兆胡同。而当感情破裂，子君被迫离去以致毁灭。涓生重新搬回会馆，在会馆开始写手记，说是要写下“悔恨与悲哀”，但是，字里行间夹杂着辩解和推诱 ，以看作涓生重新回到“会馆”也就回到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
“吉兆胡同”是涓生的世俗避难所。前文已经陈述涓生没有真正明白尊重女性的含义。他接受的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他爱子君只是“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类似于红粉佳人是旧式文人的避难所。那么在吉兆胡同的同居生活失去了追求爱情的价值，而沦为逃避空虚现实的避难所。
通俗图书馆是精神避难所。涓生和子君自由恋爱并且不顾现实的种种敌意同居以致涓生因此被辞退。当爱情坠人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境地，涓生逃进图书馆。这一方面表现出当时变革中以涓生为代表的中国文人的软弱，因为“涓生们”“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同时图书馆更隐喻了变革的文化背景:图书馆里“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这恰是在批判陈腐的传统文化之后没有找到新的文化基础的暗示，这也暗示了涓生子君悲剧的文化根源。
而在《群鬼》里，这样的文化隐喻也意味深长。以阿尔文命名的孤儿院和水手公寓都隐含了“性”的主题，前者代表了基督教的慈善事业和私生子有关，后者则是异教徒纵情声色带动了色情交易。而在阿尔文自己的家里，阿尔文和女仆生下私生女，阿尔文夫人所生的欧士华则遗传了梅毒。这些都在不约而同地暴露了基督教的禁欲和异教徒的纵欲的冲突。
四结语
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群鬼》都是通过婚姻家庭题材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深人到问题背后去探寻其文化根源。易卜生在《群鬼》的创作笔记中提到“《群鬼》的主调在于表现在文学艺术里我们的教养的华丽花朵以及与此相对照的误人歧途的整个人类。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向欧洲借鉴文化艺术上的成就之际，易卜生早已极其敏感地意识到了欧洲文化的危机。他在《群鬼》中通过阿尔文的家庭悲剧象征性地揭示出大家无论怎样都逃脱不了命运，亦即精神文化的衰退带来的灾难。而鲁迅的《伤逝》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针对五四时代青年女子模仿娜拉离家出走去追求爱情婚姻自由所遭遇的失败这一沉重现实，将它还原到“始乱终弃”的故事模式中，悲剧的结局不仅宣告了启蒙的软弱，更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先天不足，启蒙的道路还很漫长。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
五四时代知识分子选择易卜生，不是欣赏他的戏剧艺术，而是要借他戏剧里的批判社会的思想来启蒙中国的民众。鲁迅没有简单地接受传播易卜生的启蒙思想，而是和易卜生一样在面对传统文化时采取了批判的立场。易卜生早在1868年1月12日给比昂逊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想理解政治家的顽固。因此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