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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传统社会诚信缺失的伦理学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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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13 12:24: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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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言信，可见信更实际更具体也更外在。到了王阳明则更是用心本体论把“诚”的本体性、自主性推向极致。“诚是心之本体”。“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不但坚持了诚真实无妄的基本涵义，而且把诚作为价值理论的最高原则。“是善者心之本体”。诚是至善的心之本体，也就是良知。但这良知、这诚只是主体内心的体验感悟并没有客观标准与外在约束。可能导致各人的自言其诚，各人自致其良知。正如唐君毅所言:“然此王学之致良知之论，更有可为人所假借者，则要在此致良知之论，乃教人自见其是非而自是是非非。于是我自己之是非，可为他人所不得而是非;而我又可自本其是非，以是非天下人，以为此皆所有自致吾良知之是。”在王阳明，诚、良知、心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都是主体内在的体验感悟，而非具体可感的外在体现。
绝对内在的真实无妄、纯而不己之“诚”是儒家追求的道德境界，也因此儒家对“诈”对“不信”极为痛恨。以至于连自己“逆诈”(预料别人要欺骗)“臆不信”(猜测别人不诚信)都不允许。“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先觉者，是贤乎!。因为在儒家看来“夫逆诈，即诈也，臆不信即非信也”。预料别人会欺骗自己，就是自己也有欺骗之心，猜测别人不诚信，就是自己有不诚信之心。但又要求“先觉”即事先觉察。这就要求“良知莹彻”的贤者圣人才能做到。所以一般的“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己”。即使“不逆不臆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 (《传习录》中)这种态度当然有碍子社会信任系统和个人人格信任的建立。被欺诈了不去研究为什么被欺诈、如何才能尽量减少欺诈的发生，而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应该看到: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都不能仅依据内在的超越本体一诚得以建立。当社会生活需要一种标准作为判断诚伪的依据时，本来只是观念世界中的“诚”就可能成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东西，各人各有自己的诚而很难判断其真伪。诚绝不是一套可以遵守的行之有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以判断诚伪善恶，以建立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
二、名教在统治者操纵下名与实不符，而名与利相符
名教制度使中国社会极重“名”，因为与名俱来的是利，遂使名教天下虚名假誉层出不穷。
儒家以何为教?曰:以名为教。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个名必须与实相符，否则伪的产生势在难免。所以要正名，使其与实相符，并把正名提到政治的高度。故，“政者，正也”。但孔子所做的也只能是“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并不惧，其微言大义并无多少人理会，但儒家依然把名作为毕生追求之鹊的，而且大部分儒生、儒士也不求与实相符之名，只求与利相伴之名。班固《儒林传》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使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信，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既然名之下有利，大名之下必有大利，那么统治者就操名利之柄，使天下人守名器、争名誉、别名分、设名位、倡名节。利用名教笼络天下士人之心，栓桔天下万民之行。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人吾靓中矣”。而士人以名教为敲门砖，敲开名利之门。士人为利争名，而争名必争名教之名，争统治者所悬赏之名誉、名位、名节。戴遗《放达为非道论》说:“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其弊必至于末伪”儒家重名，尚誉为求兴贤，但名之下有利，所以为逐利而求名者层出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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