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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传统社会诚信缺失的伦理学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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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13 12:24: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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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所兴者并非一定是贤者，而极可能是伪饰之徒。余英时说:“许多人为了博孝之名以为进身之阶，便不忌从事种种不近人情的伪饰，以致把儒家的礼法推向与它原意相反的境地”。葛洪《抱朴子》所记汉末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说明了儒家的名教已经高度形式化、虚伪化。形式化是因为有名无实，虚伪化是因为造假求名，二者都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信任系统。下面我们以两个方面分析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从统治者方面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名的栓桔之用，笼络之方，网罗之功，并不很在意是否实至名归，名实相符。《管子·枢言》:“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韩非子·扬权》言“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名既然只是工具则可御民治世即可也，固不求一定要循名责实，名实相符。陆蛰在《翰苑集·奏章》一语道破:“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则近实而于德为轻”。这样统治者操名(利)之柄，使人汲汲于守“名器”、争“名义”、区“名分”、设“名位”、倡“名节”，一以贯之，日“名教而已矣”。名教之“名”可以说是统治者为教化百姓而有意设立。因而名之真伪并不十分重要。统治者要的是其羁鞍士人、缨锁百姓之功。循名责实也服从其统治目的，决不会责到自己头上。
“名教”只是统治者一个工具，只能用于制人，岂能用于自制?冯桂芬《校分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所言:“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人殷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应是有感而发。名教于是成为有名无实之教。“儒教的真实-一中国文化的一张皮而已”统治者并不要求自己的统治工具“名”符其实，而他们自己的言行则直接危害名教之实。这构成了对中国社会信任系统和人格信任的最大伤害。 从儒家的本意看，确如戴透所言:儒家尚誉，本以兴贤。鼓励人们成圣成贤是儒者的初衷。名的内核是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以名劝善、以名策善、或以名为教也的确使许多中国人珍重名誉、行仁取义甚至杀身成仁。但是过分重名常会成为为名而名，往往变成沽名钓誉乃至欺世盗名。《颜氏家训·名实》中有典型一例:“近有大贵，以教著声，前后丧居，哀毁逾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身为大贵，已有教名，依然弄虚作假，行欺使诈以求更大的名。颜之推道出其中的原因:“乃贪名不已故也”。这也是过分重视名的必然结果。当然为名而名还不足以构成对社会信任系统和人格信任的致命伤害，更为严重的是为利而名，趋利而为名，欺诈以求名。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和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大多数知识分子求利必须通过求名以获取。于是贪利者纷纷涌进狭窄的名教之门，为利求名，以利求名，然后以名谋利，以利谋更大的名，获更大的利。最终形成求利须谋名，谋名必求利的局面。顾炎武在《日知录·知教》极为沉痛地指出:“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憧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逐成风流，不可复制。”这样名与实逐成水火不容，而名与利则成水乳交融。名实不符而名利相符，社会的虚伪欺诈弃 礼义，捐廉耻又焉能得免?社会信任系统和人格信任又焉能保有?如果说春秋之际名尚不完全操之于诸侯国统治者之后，名与利尚没有如后世之形影相随，那么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之后，名则完全操之于封建帝王之手，一旦有逸出统治者操纵范围之外的“名”，则必禁之锢之戮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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