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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新闻媒体与公共领域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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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1-03 13:47: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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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圆明园事件”，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让人欣慰;但其表现出来的一些不良倾向更需要思考，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媒体公共领域角色异化。
1.在议程设置中出现失误
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公众设置议程。通常情况下，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往往会出现为人所垢病的“构造世界”的现象，即引起受众注意现实的某些层面，而掩盖可能引导受众作出不同反应的其他实质。在构建公共领域中，媒体本来应力避这一点，因为公众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除了人际传播的影响外，基本上为大众传播所控制。但此次事件中，媒体出现了不应该的失误。如有则新闻称“圆明园湖中驳岸翻新后，部分拆下来的石块被扔在园外，胡乱地堆成一起”，文中只是援引了一位身份不明的路人“张先生”的慨叹—“这都是文物啊，就这样被废弃，太可惜了”;但对于这些石块到底是否属于文物，文中并没有权威说法。在未详细求证的情况下，就公然以“圆明园古石墩被弃路边”为题进行报道，固然能吸引公众的注意，但同时亦会误导他们。
2.话语霸权造成媒体压力
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把公众舆论当作一种至多只能控制权力机关而且本身也必须加以严格限制的权力”。因为若无限制，媒体在公共领域的构建中很可能会出现“角色悖论”，即为了消除强制的公众舆论一旦度放大，其自身便成为一种强制力量。这不仅会使大众传播丧失传播的本义;而且随着其话语霸权的形成，可能会成为操纵公共领域的工具。由“圆明园事件”所引发的“环评风波”对此有所体现。起初环评机构“集体失语”，据分析原因之一就是—如果它们认为防渗工程对环境无害可以保留，可能将会承受舆论的强烈批评，因为媒体上报道的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声音。后来清华大学承担了“环评”重任，但其项目负责人陈吉宁教授事后也坦言:在工作中，所涉及到的直接利益部门并没有施加任何影响，反而是承载了来自媒体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为何会出现上述不良倾向?关键是由于媒体对自己的定位把握不准，潜意识中没有只作为“提供信息和公共讨论的平台”而存在，以致公共领域的角色产生异化。在前面的论述中，笔者曾言媒体的报道虽体现了“平衡和全面”的理念，但只是“一定程度上”，并未充分传递各方的声音。如所分析的《新京报》的36篇评论中，没有一篇为支持“防渗工程”的人士所写，是他们不愿辩驳还是其他缘故?颇有让人猜疑之处。
如果我们不对这些不良倾向有所警惕，将其消饵于“萌芽”之中，那么，我们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将会出现更多的失误，尤其是在商业化前提下体制变革向纵深推进、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持的日趋强大的社会大背景之下。那么，为了防止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有可能出现的角色异化倾向，理当采取何种措施呢?除了“他律”以外，笔者认为更需要加强新闻媒体的组织文化建设。这里的“组织文化”是指新闻部门自己“一整套处理事物的共识”。有论者认为，虽然在当前的市场化浪潮中，新闻的发掘、选择和报道的决策方面，通常都存在两种规范的博弈，即反映“公民利益”的新闻规范和反映“投资者利益”的商业规范。但在进行新闻决策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很少自觉地遵照新闻和商业的标准，“他们根据的是新闻部门的组织文化，即在某个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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