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简论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 |
 |
时间：2011-01-15 15:25:27 来源：不详
|
|
|
的团体制度。他也看到了道德水平是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但他对经济政治等问题的关注，目的在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他以为“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教育运动，他主张大兴讲学风气，以期转化到他所希望的人生态度上，企图通过教育救国，用巨大之教育工程来解决“平时能为社会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变时(改造时期)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完成社会改造达可能最大限度”。梁漱溟是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他极力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只是勉强承认有“冲突”、有“不平等”。他认为暴力革命是对“社会问题之机械解决”最合适的办法，“更直接言之，盖莫为一种教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不动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的办法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梁漱溟的实践模式只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改良主义的模式。
在“五四”激烈的“打倒孔家店”的怒吼声中，梁漱溟为什么要把带有浓厚的“复归”色彩的“中体西用”模式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他的理论依据是“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自文艺复兴重新走第一路，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达此成功与胜利;而中国文化不待把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要走的提前了，成了人类文化的早熟，只能“委委曲曲表现出一种蒙昧不明的文化”。不期西洋文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它，而要走这第二路了。于是该把中国态度“抉择批评”的拿出来了。“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复兴那样”。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视一遭”。他的现实依据是来源于他对中西文化权衡利弊的分析。梁漱溟看到了中国文化种种不及西洋之处，但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百事不如人”。他以为中国人虽没有享受西洋人那些个人权利和尊严，同时也没有遭受西洋人处处把人当作手段、你争我夺的痛苦，中国人没有得到西方人的福也没有遭西方人受的害。他也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危机。西方文化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使西方人精神苦闷、感情破裂，以至道德沦丧、秩序败坏。而且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恶果，“一方生产过剩，膏粱锦绣堆积起来，而一方还是冻馁”。但他又厌弃工业文明，以为“机械实在是近代世界的恶魔”。尤其近代，特别是一战以来，中华民族深受的挫折和历次救亡运动之失败所激起的盲目民族自尊感，导致了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回归。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日益暴露的弊病，导致了他对西方文化的厌弃。
梁漱溟文化模式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全部寓言的落空是“命中注定”。他的模式实质是“中体西用”，这早已被中国历史实际亮出了红灯。因为无论“西学”或“中学”都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到底以什么为“体”、什么为“用”呢?笼统地总是说不清楚，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而且对于“西学”或“中学”，都不能把他们的“体”和“用”割裂开来。“遗其体而求其用”或“取其体而舍其用”都不是文化继承的正确态度。如果不是将中西文化的继承与引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把“西用”嫁接到“中体”上，还是把“西体”移植到“中用”上，都很难避免使之变形，搞出一种“不中不西”、矛盾混杂的怪胎来。低层次的调和融通中西文化的幻想是不现实的，强迫中华民族大换血的“全盘西化”更属虚枉。对于任何民族的文化必须有所吸收亦有所扬弃，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讲:“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能够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