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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伟大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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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1-19 01:15: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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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人治”，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法家在政治上则主张“法治”，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 法家推崇的“法治”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法治”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社会的法治，其基本特征是主权在民，法律至上，以民主为基础;而法家 的“法治”观基本特征是主权在君，君权至上，以法术势为辅助。儒家推崇的“人治”思想，也不是完全排斥、否定法律的作用，只是认为法治只能使人表面服从，人治才能够使人内心服从。这两个学派表面看起来一个主张“人治”，一个主张“法治”，而实质上都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一人之治，都是人治。可以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统治手段都是“人治”。这种“人治”手段的基本特征是:法是治民之法，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随意立法，即所谓“法无定法”。
世世代代的“人治”政治，必然会导致人治文化的形成。人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们普遍相信权大于法，权力至高无上，法律在权力面前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法律是由握有权力的人制定的，因而，握有权力的人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法律的，法律不能约束握有权力的人;法律是由握有权力的人执行的，因而，法律的执行者是可以随意解释法律的，法律的执行是可以因人而异进行变通的。在人治文化深厚的社会里，信奉权力、崇拜权力、追求权力成为普遍现象。百官则以天子的意志为意志，阿谈献媚，贿赂公行。百姓则惟命是从，胆战心惊，只能祈盼明君降临，清官出世。这种人治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渗透性与顽固性。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曾经受到过这种“人治”文化的影响，并为之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注意到了法治的重要并为此做出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使他最终选择了“人治”的治国方略，结果使得党难于防止和制止“文革”悲剧的发生，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了“人治”的危害，重新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1980年，邓小平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方略，拉开了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帷幕。然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并不等于法治文化就会随之形成。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而任何一种治国方略只有形成了一种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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