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多数地方举办民团不是出于乡民自愿，而是地方政府强迫执行，如陵县“十七年，匪仍猖獗，一股未灭，一股又起。当局无可如何，乃饬民间立保卫团。全县分为五处，形势涣散，实力缺乏，抢架重案，仍不少减，又改为人民自卫预备团，强制人民买枪藉以自卫” 。至于民团中的团丁，一般普通老实乡民有正当职业，没有时间参加军事训练，即使被强迫抽丁，多是勉强应付。而顽劣之徒则成群结队地加入。地方上的地痞**也多乘民国时期混乱的社会局势，招纳亡命之徒，结成团伙，以防卫土匪为借口，壮大势力。这些地痞**一般都孔武有力，以暴力为后盾，一旦形成气候，便四处掳掠奸杀。周边豪强地主或富豪商人、地方望族则引以为保护伞，地方政府则多将他们招纳为民团或保卫团。这些顽劣之徒只知坐食富户人家，耍弄枪棒，欺压善良，惹是生非，而对剿匪和防匪之事，则多消极应付。
同时，民团随同驻军剿匪，多走到哪，吃到哪，统由老百姓管饭，使得地方百姓“有事之秋未得御敌之利，无事之时先受骚扰之害”。有些被不法分子掌握的民团，就演变成了以袭击抢劫外村人及外来人为主要活动的土匪，从而使许多民团实际上“名为团，暗为逆”。有些地方权贵和乡绅组织或雇佣的地主武装也被滥用来对付私敌，鱼肉百姓，使得民团逐渐走向匪化。
有些民团更是以地方防卫为借口，争取政府的支持，其一切行为主要还是以维护自身和本地区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当官府利益和他们的利益一致时，他们尚能尽心防匪自卫并协助官兵剿匪；一旦官府利益与他们的团体区域利益难以兼顾，甚至发生冲突时，他们的团体区域私利就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为了维护自身和区域的利益，这些民团往往不能坚持抗匪到底，每视官府与土匪势力之消长而转移其态度，甚至出现首鼠两端，匪、民互换无常的现象。
还有不少奸猾之人，时时处处以私欲为依归。为了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固可为官府效命抗匪，一旦形势逆转，也乘匪乱甚至直接为匪从中牟利。即使一些为乡里所推崇并被拥戴为民团首领的所谓“急公好义”的地方乡绅，也多以维护当自身和地利益为首要考虑，常以保全地方生机，或为当地百姓谋求生路为借口，聚众抗粮抗税，抗拒官兵，甚至进攻官府，形同土匪。
（2）民团的匪化首先表现为民团内部之间的争权夺利。由于基层社会的失控，民国时期的地方民团多集行政和军事功能于一体，有抽丁征税等特权，所以，其领导职位也为不少怀有*野心者所觊觎，从而经常引发一场民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如莱阳县“十七年3月，（匪股）刘日南、李奎五、赵辅臣等百余人遂据城东之龙门寺。县长王宝仁下车伊始，派警驰剿，未战而溃。会牟平县长姚泽以剿匪司令率数县警备队至，匪始窜平度，于是官绅以警队之不足恃也，办保卫团。初以本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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