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下，实在无法生活，就转到山内木厂、铁厂、盐厂、金厂、纸厂、炭厂、耳厂、林场等处做工。这些厂子的规模大小不等，小厂只有几十人，大厂多达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如木厂又分大圆木厂、枋板厂、猴材厂等，其中一个大圆木厂，就有“近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46]这些工人受到地主和厂主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劳动强度很大，甚至牲畜都难以承担。据《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记载，枋板厂运夫背负“枋一块重二三百斤，上下峻坂之中，厂人号日： ‘某骡子’，实者骡亦不逮矣。但不能行远，日不过三四十里，亦不赶歇店，自带铜锅干粮，结队宿岩屋、树阴之中”。[47]这些连牛马都不如的雇工们，还不时受到失业的威胁，每当“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他们生活极不稳定，生命毫无保障。[48]
在这种情况下，富于反抗精神的流民，经常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有时“盈千累百”地去“吃大户”，强迫地主豪绅和厂主们供给吃食；有时他们拿起武器，强夺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进行平分；也有时公开聚众起事，袭击场镇，打击富商大贾，遇有官兵追捕，“小则拒捕抗官，大者揭竿‘谋逆’，甚至碁布要害，公然为犄角之势”。[49]
在这种残酷的*压迫和经济剥削下，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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