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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邪教 与清朝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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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29: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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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久，清政府增修《大清律例》时，增加了比照谋反大逆、谋叛罪惩治“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相关条款。此后，凡是利用“邪教”蛊惑人心，聚众反清者，不分首从，一律处以凌迟、斩、绞极刑，并传首犯事地方，枭首示众。清朝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严惩反逆及其他妖言惑众敛钱的首恶，是很自然的。问题是“邪教”是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中许多人是被惑上当或被裹胁的。对于他们不可能全都抓起来统统杀掉、充军三千里。否则，既不利于分化瓦解“邪教”，孤立打击极少数首恶，又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为此，清政府在从重惩办“邪教”首恶同时，也曾实行宽大胁从、自首免罪、立功给奖的政策。清最高统治者多次下旨，“惩治首犯，散其党羽”，“附从不必深究”，“胁从罔治”，“其吃斋男妇，并未与谋者，准其首明，予以自新”。他们还强调，查禁“邪教”，“要在宽严得中，轻重合宜。如邪教党羽有纠合匪类，图谋不轨，自当严行惩究，毋令漏网。若不过乡曲小民，持素奉佛念经礼忏，所在有之”，“未可概绳之以法”。[118]嘉庆五年(1800年)，清仁宗鉴于乾隆末年各地官吏借“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以致含恨之人与习教者表里勾结”酿成豫、楚、川、陕、甘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教训，提出区别对待持斋诵经、安分守法而未与“逆谋”的一般白莲教徒和“谋逆匪党”，凡是“现习白莲教者，安静守法即是良民，地方官无庸查拿；若聚众煽惑，即非素习白莲教之人，必当按律惩治”。[119]嘉庆皇帝这个政策，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它的出台，主要基于特殊形势下的策略考虑，清统治者企图借以减少“剿匪”阻力，分化起义队伍，以便将“白莲教匪”之乱尽快平息下去，尚不具有普遍意义。即使在嘉庆朝，对一般的“邪教”成员也是要问要查的。事实上，在半个世纪之后， “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才逐渐成为清朝政府“邪教”对策的共识。但嘉庆皇帝提出的这一特殊政策，仍不失为开其先河。
清政府为瓦解“邪教”也把自首免罪、立功给奖作为一项具体的“邪教”对策。雍正年间，江西省即“特设首免之条，以 << 上一页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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