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自新之路”。凡是主动投首或官府限期内自首，呈缴罗教等经卷，取具悔过甘结，改邪归正，尽作良民，悉照自首免罪，概不根究。[120]嘉庆朝规定， “先曾习教之家，现经悔改，能将逆犯缚送或转告到家捕获者，其习教之罪一切弗问，仍给予厚赏”。[121]即使参与“邪教”逆谋的骨干，只要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予减罪。如滑县衙役秦学曾，世代习教，并参加了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暴动。由于他“供出头目甚多，均经即时拿获，并无一名漏网”，终于获得“免其一死”、“发往新疆给披甲兵丁为奴”[122]的宽大处理。清朝各级政府，通过张贴布告，宣示政策，树立典型，兑现承诺，确实收到了分化瓦解“邪教”的一定效果。
为于自首免罪，乾嘉时期政府较为严格。凡是官府访查拿获到案才开始表示改悔者，不在自首免罪之列，他们仍按所犯之罪分别问拟。如果主动到官府投首，全部交代参加“邪教”事实，呈缴经卷图像，出具真心改悔结，准予免罪。为了防止此等之人反复，日后故智复萌，再习“邪教”，他们不仅要严格履行具结手续，作出“若再犯习教情愿加等治罪”的保证，而且，各级地方官须将具结之人开造名册，申送各省翱衙门存档，随时稽察。如果将来册内之人再传习“邪教”，一经访获，按律加一等治罪。
咸丰至光绪年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中国，社会空前危机，战乱频仍，“会匪”、“邪教”、强盗、土匪多如牛毛。它们互相勾结，遥相呼应，到处劫掠滋事，甚至戕官谋反。清政府查禁“邪教”变得更加困难。当同治年间曾国藩提出的“不问其会不会，只问其匪不匪”[123]的会党对策在清统治集团达成共识之后，“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便正式成了晚清政府的重要“邪教”对策。虽然，这是清政府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比起一味捕杀流放对策来要实际得多，不失为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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