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规定，对官员的降调处罚，一般与他们原先得到的记录、加级奖励挂钩，二者可以互为抵消。于是，一些失察“邪教”而受降调处分的地方官，就出现了名义降凋而实不降的情况。嘉庆八年，清政府出台新政策：凡失察“邪教会匪滋事重案”，应议降调处分的，均按所降之级实降，不准查级议抵。其中，有倡设“邪教”以致酿成“叛逆不法”之案的地方官革职，该管上司降二级调用并不准查级议抵，督抚降一级留任；如发生有人自称神佛，传布符水经版，张旗鸣锣，煽惑愚民，聚众敛钱，虽滋事而非重案者，该管地方官降二级调用，该管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月；如发生一般“邪教”案，尚无明显的敛钱聚众情事，该管地方官降一级调用，该管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月；如果发现地方官发给“邪教”人执照告示提供活动方便者，该地方官、该官上司、督抚分别革职、降一级调用、罚俸一年。[128]清政府既对失察“邪教”各级官员给予处罚，同时对查禁“邪教”得力有功的官吏给予奖励表彰。其中包括：“议叙”、晋升官职、送部引见等。议叙分记录、加级两种。最低奖赏叫记录一次，依次记录三次以上者，合为加一级，然后是加一级记录一次、二次等等。咸丰朝规定，地方官及时访闻并拿获应斩“邪教”首犯一名者，准加一级；每拿获伙犯一名，准记录一次；拿获五名以上者，准送部引见；十名以上者，准核督抚指定应升官阶保奏，免其送部引见。若“邪教”罪犯由州县以上等官拿获，核与州县官引见之例相符，准其分别试用实缺，或者遇缺优生补用，或以应升之缺保题。如核与州县官指定应升之阶、保奏之例相符者，亦准其指定应升之阶保题[14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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