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18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也同时加剧了清朝统治阶级、阶层的两极分化。朝廷命官，仕宦之家凭借手中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变得更加富有和声势显赫，生活愈益奢糜。逐渐抬头的庶民地主，往往与商人、高利贷者结为通家。这些“三位一体”的实力之家，或者通过权钱交易的捐纳途径捞得一官半职；或者通过精心培养自己的子弟，在科场激烈竞争中成为幸运儿，得以跻身仕途。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利用*特权，大肆攫取经济利益、贪污受贿，向缙绅地主转化，有些上升为大官僚大地主，成为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一部分。而一般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生活境况不断下滑，在科场竞争中迭遭挫折，甚至终生被挡在仕途之外。他们本是清朝统治阶级基础的一部分，而今面对兴衰升降荣辱的巨大反差的严酷现实，倍感处世凄凉，郁郁不得志，心态极不平衡。常言说：“大路不通走小路。”一些既对现实不满又不甘僚倒的下层封建文人和个别官吏，受到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驱使，愤然脱离原有营垒，试图通过非正统途径去实现名利追求和自我价值。而恰恰此时，邪教向他们展示了一条传教敛钱致富、拿钱捐官甚至造反夺权、坐朝登基的诱人捷径。出身世家望族的四品都司曹纶，正是为“贪图富贵”，才拜林青为师加入邪教的。同时，邪教经卷宣扬“男取阴神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果之身”[145]，日常活动，诵经做会，“男女混杂”又为那些好色之徒开启了一道恣行*欲的方便之门。于是，一些贡生、秀才也加入到邪教中来。由于他们精通文墨，阅历丰富，社会关系广泛，比起闭塞无知的广大农民又见多识广，心藏韬略，谙悉权术，往往成为邪教的组织者和核心骨干，“邪经妖言”的炮制者和吹鼓手。他们的加入，使邪教更具欺骗性、危害性。这就是为什么邪教组织里还有一些官吏及下层封建人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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