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儒重道国策的制订

    满洲入关前，深悉*、军事、经济等方面是建立政权必须致力的方向，对于怪力乱神并不迷信。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颁谕，凡巫觋及星士妄言吉凶，蛊惑妇女，诱取财物者，必杀无赦。满洲入关后，其中央统治政权，渐趋巩固，开始制订其文化政策。顺治三年（1646），清廷承袭明律，制订禁止师巫邪术条例，添入“凡师巫 假 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 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1）顺治六年（1649），规定僧道巫觋，妄行法术，蛊惑愚众者，治以重罪。朝廷深悉儒家思想有利于巩固政权，于顺治十年（1653）四月谕礼部，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2）。这种国策的制订，一方面反映满族积极汉化后，更能接受汉族传统文化，一方面反映顺治年间的开国气象，已颇具规模。顺治十八年（1661），规定无名巫觋私自跳神，杖一百，因而致人后死者处死。同年经礼部题准，凡妇女不许私入寺庙烧香，违者治以奸罪。跳神治病，往往致人于死，故处以死刑。妇女私入寺庙，辄为僧道所惑，骗财失身，故以奸罪论处。康熙元年（1662），规定人患邪病，请巫觋道士医治者，须禀明都统，用印文报部，违者巫觋道士正法外，请治之人，亦治以罪。

    康熙皇帝虽然并未完全否定宗教，但他认为孔孟之道，朱熹之学，远较佛道空寂之说更有利于*（3）。康熙皇帝深悉儒家的纲常名教，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上下尊卑之序，就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生活规范。康熙十年（1671）十月，康熙皇帝谕礼部时，进一步将顺治年间制订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4），提出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圣训，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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