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里，用铁索拴牢后抛到井里，若无谕旨，不许取出。因为这是一本善书，所以让它流传，然而毕竟是不入大道的异端，后人不可效法，务宜戒之等语（16）。由此段叙述，可以说明清廷取缔萨满信仰的开始时间，当不至太晚。据《清史稿》记载，谭泰是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的徒弟，以军功授一等公。顺治三年（1646），因罪又“坐与妇翁固山额真阿山遣巫者治病，下廷臣议罪，论死下狱。”（17）顺治十八年（1661），律例中规定凡无名巫觋私自跳神，杖一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死。康熙元年（1662），题准人有邪病，请巫觋道士医治者，须禀明都统，用印文报部，准其医治，违者巫觋道士正法外，请治之人亦治以罪。萨满信仰虽然是我国北方草原族群的共同信仰，但萨满以巫术医治邪病，与朝廷律例相抵触，而遭到官方的取缔。
藏传佛教素为唐古忒及众蒙古所崇奉，虽绑宗喀巴发愿改革，严立规条，但西藏地区的巫术性质仍然占着很大的成分，其中吹忠降神作法，就是一种法术宗教的活动。乾隆末年，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和琳奉命督办西藏台站乌拉。和琳等抵藏后遵奉谕旨，在大昭公所会同达赖喇嘛济咙呼图克图及喇嘛僧俗等，传齐吹忠四人，再令其各将法术演试，并告以“内地亦有如尔等托言降神，预言人家休咎者，其人皆能吞刀割肉，以示神奇，然俱系障眼小术，不足为异，当官尚且严禁，若并此不能，其为藉词惑众无疑，尤当重治其罪。”（18）由此可知官方是严禁各种邪术的，和琳等认为障眼法术，藉词惑众，必须治罪。和琳向众人宣示后，即授以刀剑，令吹忠等试演吞刀割肉的法术。吹忠等俱各恐惧，不敢以性命为戏。和琳诘以吹忠等托言神降，将刀向人乱扎，既能扎人，何以不能自扎？据吹忠称：“闻得前数辈吹忠，有将刀自扎之事，或者实系神降，故能如此，我等实在不能。”和琳又诘以吹忠等既无法术，即不能降神，何得妄言休咎。据吹忠等覆称：“凡番民向问年岁丰歉，及本年有无痘症，不过依着经典，照例答之，或有时凑巧偶中，番民等即传以为奇。”达赖喇嘛亦称，吹忠托言降神，从前信以为真，惟唐古忒习俗相沿，不能家喻户晓。和琳具奏指出前后藏地方辽阔，虽用唐古忒字出示，偏加晓谕，恐僻远藏人一时不能尽知，除呼毕勒罕一事，永远不准吹忠指认外，其余藏民患病，向吹忠推问吉凶等事，只可暂听土俗，以仍其旧。大学士阿桂、福康安等筹议西藏善后事宜章程时亦指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宗喀巴大弟子，世代为黄教宗主，众蒙古、唐古*素相崇奉，惟因吹忠降神作法，徇情妄指，或出自蒙古汗王公，已与八旗世职承袭相似，甚至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乾隆皇帝为整饬流弊，特制金奔巴即金瓶，派御前侍卫齐往，设于前藏大昭寺，嗣后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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