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近见风俗日敞，人心不古，嚣张成习，僭滥多端，狡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烁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矜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⑤。
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的尊崇孔子，其根本目的是在于运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认识，确立其统治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儒家思想遂成为正统思想，同时也是主流思想。引文中的十六条圣训，可以说是清廷的治国纲领，也是清廷的基本文化政策，所谓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等等，都是清廷化民成俗的具体措施，其目的在求巩固满洲政权。
大学士熊赐履是日讲官，他潜心于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康熙皇帝崇儒重道的思想，颇受熊赐履的影响。康熙十二年（1673）十月初二日辰刻，康熙皇帝御弘德殿，讲官熊赐履进讲“子日以不教民战”等章毕，召熊赐履至御前，谕日：“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熊赐履对日：“帝王之道以尧舜为极。孔孟之学，即尧舜之道也。外此不特仙佛邪说在所必黜，即一切百家众技，支曲偏杂之论，皆摈斥勿录，庶几大中至正，万世无弊。”⑤尧舜之道，孔孟之学，辟异端，黜邪说，就是崇儒重道的具体内容。同年十月初九日，熊赐履讲毕“子曰其言之不怍”等章，谕日：“朕十岁时，一喇嘛来朝，提起西方佛法，朕即面辟其谬，彼竟语塞。盖朕生来便厌闻此种也。”熊赐履对日：“二氏之书，臣虽未尽读，亦曾穷究，其指大都荒唐幻妄，不可容于尧舜之世。愚氓惑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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