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屡次严饬地方改革的谕令中，每每强调“以期划一”，而事实上，各地改革并不一致。就工商而言，“各省开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制抑勒等弊，以至群情疑阻。”[1](p5073)就军事而言，“一切营制饷章*操法，微特此省与彼省不同，此军与彼军不同，甚至同省同军，而此营与彼营又不同，殊欠整齐划一。”[1](p5305)在一些省份，地方督抚所属的军事力量仍保留下来，如江苏省，驻扎金陵省城的南洋常备右军“皆旧兵改编”，续备老湘合字军就是将勇营老湘合字营更改名称而来[1](p5297)。军队地方化仍在发展。
更重要的是财政混乱局面开始呈现。对新政的举办，朝廷让各地“就地筹款”，各地的筹款之法，如盐斤加价、开办彩票、加抽米捐、房捐，几成“竭泽而渔”。光绪二十六年(1900)，鉴于“钱荒尤甚，银价日短”的局面，清政府允许广东、福建开局铸铜元[22](p872)。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谕令沿江沿海各省普铸铜元[22](p873)。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鼓铸省份已达16个。各省争相鼓铸，关键在于可以借铸铜元的余利扩大地方财政收入。而中央鉴于财政困难，又鼓动地方把铜元余利充作新政费用[22](p925～927)。这样一来，刺激各省扩大鼓铸数量，并不顾户部原有“尽本省发行，不得大宗贩运出口”的规定，出现“此省竞运出口，彼省严禁入口”，“铜元充斥，民用是敷”的局面[1](p5435)。
上述局面，充分显示省的独立性和中央矛盾的尖锐，现实迫使清政府对中央体制进行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财用匮乏”，“自非通盘筹划”，成立财政处[1](p5013)；又因各地“章程未善，有牵制抑勒等弊”，成立商部[1](p5073)；因各地练兵“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设立练兵处[1](p5108)；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巡警关系紧要，迭经渝令京师及各省一体举办，自应专设衙门，俾资统帅”，成立巡警部[1](p5408)；因“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不可无总汇之区”，成立学部[1](p5444)。上述各个中央管理机构的设立，都是在各省新政已次第兴办以后，目的是为加强统一的领导和管理。因此，各部成立后，强调自己的“总汇之责”，采取收权措施。如商部在制定商律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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