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财政预算、税收、公债、实业、教育以及地方兴革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在不少省的谘议局开会时，督抚与议员发生冲突，谘议局的立法权对督抚个人权力有所限制，但省之立法权的确立，使地方权力有了法律依据，从而使省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加上清政府明文规定谘议局议定可行事件，须呈候督抚公布施行，督抚可令其停会或奏请解散，使谘议局处于从属地位，而督抚却借助谘议局的立法活动扩大了权力来源。
另一方面，经1906年中央各部又一次调整为11个部以后，也开始屡屡请旨统一事权，表现出明显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势头。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上谕指出：“现在专设陆军部，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1](p5601)。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法部奏称：“臣部有管理全国司法上行政之责……现当新旧递更之会，（提法司）虽不得不受节制于督抚，以谋行政之便利，然非直臣臣部，不足收法权统一之效。”[1](p5829)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民政部上奏要求改变“唯现行制度，地方官吏诠选除授之事，属于吏部，而激扬举劾之权，又分属于各省督抚，臣部虽有统属之名，曾无考核之实”的状况，要求“臣部皆有统属考核之权，以收监督地方行政之效”[1](p5883)。这样，就建立起了中央对各省军事、司法、人事权力的监管体制。
当时最为激烈的，是中央与地方关于财权的争夺。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御史赵炳麟提出统一财政，将一切租税分国税和地税两类，以国税专备中央政府之用，以地税划为地方财政的意见[1](p5920)。这是力图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达到财政统一的改革方案。然而，任何好的制度办法，还必须有适合其行之的环境和条件。当时的情况是国家财政重心已不在中央而在外省，所以会议政务处在议奏时不得不在哀叹“部中虽有统辖财政之专责，并无转移调剂之实权”的同时，重蹈“大凡有一兴革，必先征之督抚”的老路，请饬下各省督抚将“何项应入国税，何项应入地方税，详拟办法，咨明度支部分别核定。”[1](p5956)这样，各省在清理财政工作中各行其事，如河南所定地方税有56种之多；甘肃所列国税地税有66项之多；有的省按税之性质而划分，有的以税项指定之经费用途而划分[3](p35)。说明各省对财政权的要求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
光绪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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