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优胜劣汰的结果，符合中国这一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但是，中国历史上多次统一与分裂的事实又说明，高度的中央集权与过分的地方分权对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必须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配置方案，才能促使社会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转型。许多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证明，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缺乏现代化的推进力量和基础条件，加强中央集权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国家政府的力量，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启动和加快现代化的步伐。然而，这一切又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具有现代化意识的领导者。
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也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历程，这就是清政府为应付变局而实施的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一步一步地“新政”。然而，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新政事业并没有使中国达到独立富强的目的。其结果是令人痛惜，其教训是值得深思的。其中原因固然很多，然而，缺乏对于世界发展大势的清醒认识，缺乏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正确把握，缺乏改革的主动精神和明确目标，没有适时地进行中央体制创新，从一开始就简单地采取了下放事权的方法，终而一手造成地方利益坐大，致使中央集权合法性权威不断流失，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晚清中央集权的衰弱造就了地方势力，地方势力的兴起加速了中央集权衰弱，它们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其影响，是带来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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