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壅蔽”、“去畛域”、“务远大”，与此前废科举、裁内监的主张一起，构成新政初期陶模变法思想的具体内涵。关于该折的背景和内容，有三点应予注意。其一，其时新政诏令颁布不久，众多督抚仍在等待观望。而来自枢垣有关变法奏章不必提及西法，以免触犯时忌的告诫或传言，已屡达各省。（注：1901年2月27、3月24日，张之洞致函鹿传霖打听：“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属骇异”；“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6、8526页）。当时督抚间的联系十分密切，陶模对此当有所闻。）陶模顶风而上，不仅奏章中多处称赞西法之善，而且直接指陈清政府在*、经济、军事方面的种种制度性弊端，公开称颂西方议院制，并建议朝廷仿行。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此惊世骇俗，没有身首异处，实属万幸。其二，与一个半月后出台的《江楚会奏三折》比较，陶折不仅对各种弊政的揭露与批评更为尖锐，而且触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他为清政府设计的改革方案，包括*、经济和军事制度，内容较为全面，其深度与广度均超出同侪。如果说《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新政前期的改革纲领，那么新政后期（1905—1911年）改革的进程与内容，则与陶模的建言相当吻合。其三，包括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在内的许多地方督抚，对西法的了解及对天朝病症的认识，并不逊色于陶模，但私下议论与正式建言，差距很大。《变通*宜务本原折》出奏前，陶模自己坦言：“观政府意，未必真欲变革。”（注：“广东陶制台来电”，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