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4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6函，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8页。）其不计利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的确难能可贵。从欲借改革缓解危机、敷衍舆论民情的清廷的立场看，其主张自然过于理想化，但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提出，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乃至震动，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所以海外维新人士评价陶模条陈新政的奏章“指陈利弊，纲举目张，为诸省之冠”（注：《檀香山阖埠保皇会总理黄亮、钟木贤等上粤督陶制军书》，《清议报》第87册，1901年8月5日。）。
陶模病故后，《新民丛报》发表社评，其中有这样的评语：“陶模昔任边陲，无所表见。及移节两广后，曾数上奏议，言人所不敢言。士论颇许之。”（注：《呜呼刘坤一、呜呼陶模》，《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陶模任两广总督前后，其*形象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将陶模1895年和1901年所上的几个奏章进行比较，可见这一说法不无根据。
陶模自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县令，“迹其官途，所经惟总制陕甘为最久，二十余年中，规划设施，殚竭心力，用能民怀吏畏，声称灿然”（注：《粤督陶制军薨逝感言》，《申报》1902年11月7日。）。尤其在皋兰之清丈，秦州之赈饥，新疆之守土等事情上，博得官声。从清廷的角度看，其和解回汉，联合外交，“其才实有大过人者”（注：《粤督德粤抚李代递故督遗疏并胪陈事迹垦恩优恤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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